2003-05-06
使用“危机”一词并非危言耸听。香港的财赤问题已进入倒计时，如没有果断有效的措施，港府在理论上已存在破产的风险。SARS病毒的出现再一次印证了高成本的政府机器确实没有高效能。如果此次SARS病毒事件或以后类似事件不能有效处理，香港将陷入长期的、严重的困境。
回归之后，香港问题被政治化、情绪化、复杂化。“明天更美好”、“香港一定得”一类的口号式术语压倒了理性思考，唱好的主旋律遮盖了问题的严重性。同时，民主派的红卫兵式反动亦使问题本身政治化、情绪化、复杂化。凡事要上纲上線到民主的高度，一片推翻打倒的声音，连一般技术性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不能有效解决。港人整体地处於迷失、徬徨的状态中，无法自拔。政府也被指朝令夕改，进退失据，疲於应付，劳而无功。香港的管治危机不是一人或一事的问题，某人或某事只具有符号意义。
香港的管治危机是历史遗留问题倂发综合症。究其原因，可概述如下3个方面：
首先，管治理念存在问题。香港的基本定位是一个城市。英国人在统治香港的一个半世纪中，也是以城市治理模式管理的。奇怪的是，现在香港的管治理念中却充满了国家定位。从法治体系、政府设置、施政方式均是国家模式。绝对不是一个相对集权、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市府管治模式。如果再看一看香港的政党政治、移民政策等，国味更浓了。
在一国之内建立特区，史无前例。如何特法，需要摸索和完善。但是，有一些铁律是不会变的。当政治超越了经济的现实，政治就成了经济的包袱，或者说绊脚石。香港的管治理念中的根本问题即在於此。这个问题不戳破，其他问题就难於触动。
管治理念也创造奇怪景观：内地官员十分强调讲政治，但更重视经济；香港官员十分重视经济，但更讲政治。
其次，管治结构存在问题。由於管治理念的国家化，导致了管治结构的复杂化。程序设计过於繁复，官僚体系疊床架屋。这样迷宫般的管治结构，使大小事情易进难出。朱镕基总理说香港政府“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那是现象，根子在这可怕的结构上。一般的民众看不到这个庞大的结构，把怨责发泄於特首身上，把技术问题不断政治化和情绪化。民众永远不会明白用木棍剁肉的无奈。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庞大的管治结构还是一个财政黑洞。它不断地吸乾纳税人的财富，增加整个经济体系的营运成本，并使整个经济体系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特首施政报告也好，财政司的预算案也好，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因为这个本就是管治结构。
再次，管治方法存在问题。中央政府在香港的宏观问题上明显着力不够。在《基本法》确立之后，中央政府的不干预政策是明智的。但是，中央政府高估了香港政府在宏观问题，特别是重大战略问题上的认知和处理能力；低估了历史遗留问题的破坏力。缺乏对香港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政策性的指导，亦缺乏对相关法律问题做出必要的及时的修订、完善、解释。相关部门和人员亦缺乏应有的自信和能力，对问题视而不见，见而不报，报而无策。一国两制，一国之义乃大责，两制之礼在尊重。仅仅讲礼并不足够，还需尽义。
特首在管治方法上亦有明显疏漏。特首首要任务是治官而非用事。遗憾地是，治官不力，用事而无功。套用内地语言就是，没有明确系统的思想路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路線，更谈不上广泛的群众路線。因而，孤雁难飞，举步维艰。
香港回归已近6年了，对香港人来说，这6年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一味地将问题归结为金融风暴，简单地推断为阴谋论，或别有用心地归罪於特首，都是片面的，更於事无补。解决香港问题的前提是正视香港问题。香港问题的焦点在於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机。从中央政府到香港政府及香港市民，如果能够正视香港政府的管治危机，香港就有彻底走出困境的希望。
若干年以来，香港人所接受的民主教育和民主训练都是形而上学的。包括一些学者和高官对民主的内涵知之甚少，非常肤浅地以牺牲民众的根本利益去捍卫所谓的民主形式，有的连形式都算不上，只不过是一些民主的皮毛。尤为可恨的是，这些民主的皮毛套在政府机器上时，政府变成了美丽的怪兽，不能利民，而是害民。现代民主政治演变成政府施政均十分重视公平与效率的平衡。美英的撒切尔主义经济政策就是以效率为依归的。港府的施政理念、管治结构、管治方法民主得可以，唯欠效率。以民主为理念而害民，足见形而上学的可怕。
改变港府的管治理念需要一个过程，改变管治结构就更加复杂，改变管治手法更涉及中央政府及法律体系，这是一个艰难的历史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总要正视这一问题，并着手开始解决。其他有关振兴香港的计和策，多着眼於经济层面，可以延缓香港的管治危机，却无法有效地解决危机。希望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及各界人士正视并重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