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7
经济转型期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时期。在由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跨越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全世界在社会进化中形成了不同的模式：美国、西欧、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模式；前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模式；南美洲、南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军阀加财阀资本主义模式。可以确定，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是优质的资本主义。也可以确定，财阀加军阀的资本主义，是劣质的资本主义。不能确定的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转型经济，他们未来的品质是优良还是劣质。现实是残酷的。错误的选择意味着民生凋敝和落后挨打。美国的财政部长鲍尔森先生到访中国，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对于美国而言，最大的风险不是中国取代美国，而是一旦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有效推动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请注意这句话：中国的经济改革不能有效推动使得经济增长难以为继。中国学者对于保尔森的说法，或无动于衷，或以为阴谋论。笔者慨叹保尔森的深刻。无论其动机如何，他说对了。尽管中国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这个精明的金融专家的话。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2006年9月24日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撤职并接受查处。
优质和劣质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公平和效率。
优质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完善和有效率的市场来配置资源；劣质的资本主义是通过权力或暴力配置资源。一旦权力不受约束，必然走向极端，极度的不公平和极度的低效率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国有财产和集体财产迅速向少数人集中。中国的财富流动缺少必要的道德依据、法理依据和起码的市场原则。不公平变成了一种常态。同时，中国的全部资产收益率ROA仅有1%，净资产收益率ROE仅有2%，远远低于美国的ROA7。5%和ROE20%。我们的效率至少比美国低了7。5倍。不公平而且无效率，经济体系实际处于危险的边缘。
中国确立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改革的焦点就是完善市场，建立和完善有效率的市场，使之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有效市场是解决公平和效率的一条出路。所谓经济转型，就是放弃行政权力干预市场的过程，使市场发生效力。然而，真正的难点也在于此。放弃干预等于放弃利益，这对于有理想的部分共产党人来说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毕竟人无完人，仅仅寄望于人的自觉是靠不住的。中国的腐败问题一次次证明这一点。同时，也深刻地说明，只有深刻的改革才能根治腐败，才能解决公平与效率问题。我们不能等待再一次社会主义革命。
笔者对优质资本主义有一个定义：人民资本主义。比如美国，近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拥有投资和投资回报，他们是资本家的一部分，他们分享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而劣质资本主义，是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极少数人拥有资本，他们享有大部分的投资和投资回报；人民主要靠劳动收入求得生存，他们不能分享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成果。笔者坚定地认为，如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种趋向的话，只能是优质资本主义，或者说人民资本主义。中国绝对不能搞劣质资本主义。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劣质资本主义是任何转型经济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历史是无情的，许多国家就是因为无法跨越这道鸿沟，最终衰落了。
我想，鲍尔森看到的和忧虑的就在于此。只是他的立场是基于美国的长期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美国也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在发展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增值产业的同时，他们也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市场环境，而中国正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中国的停滞不前将导致全球衰退。
中国的学者显然缺少必要的警觉。他们的知识仍然局限于三十年前或五十年前，对于西方新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近乎麻木，对于美国近年来基于资产定价理论、股东价值理论、价值投资理论的一系列的改革视而不见。当美国强调股东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强调全民资本回报，同时满足了公平与效率的需求，已客观地达成了产业转型的需求，也客观地使美国经济脱离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然而，我们却沉浸在GDP之中。这种无视环境破坏、无视结构破坏、无视公平破坏、无视效率破坏的伪GDP逻辑成为制度安排的依据。在伪GDP之中，笔者相信大约只有5%是当年创造的价值，其余的增长是来源于两个统计不充分，一是以土地为核心的资产溢价；二是新纳入产值的交易行为。这种背离了科学发展观的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使得中国经济同时在背离公平和效率。西方逃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我们却在走入经济危机的陷阱。
笔者对于中国顺利完成经济转型是有信心的。小的时候，就一直喜欢解放一词。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伟大救赎的理想。有这样理想的政党和政治家是不会被些许私利淹没的，应该具有道德的勇气和东方卓越的智慧，完成制度的创新和法律的建设。
笔者主张对于类似于陈良宇现象不能只看到表面现象，更不能仅仅是针对一个人的纪律和法律处分。我们到了进行彻底反思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能完成理论的修正与创新，我们就很难完成制度创新，就无法有效的进行系统的法律建设，也很难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建立有效市场。不能建立一个有效市场，我们的经济就有可能跌入劣质资本主义陷阱。这绝非危言耸听。
笔者深深忧虑中国学者的局限性。中国学者深受前苏联经济发展理论的影响，那是一种基于速度的理论和实践，往往忽视结构和质量。同时，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出身于理工科，他们容易理解速度和基于速度的理论。然而，对于经济结构，对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的质量，会感到相对陌生。所以，美国的决策者更重视资产结构和资产收益，我们的决策者更重视GDP。中国的学术要尽快走出官营和买办的怪圈。
在经济转型期出一些问题，出一些问题人物，没有什磨了不起。我们要从中发现深层次的问题。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只要拥有道德的勇气，只要不断地完善和修正自己，只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总会走出一条属于中国的道路。我们需要以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一笔一划地完成我们的承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