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1
共和党在11月参众两院选举中大败。昭示了布什总统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失误。其中，最为人诟病的问题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为此黯然下台。美国是一个拥有强大思考能力的国家，能够迅速对内政和外交失误作出调整。选举之后美国从人事到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近期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美国财政部部长鲍尔森将于12月访华，届时他将带领一个囊括财政部、联邦储备局、商业部、能源部、劳工部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需要解释的是，由财政部部长率领如此庞大的代表团，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通常，只有总统的重要出访才有如此规模。表面上看，保尔森的中国之行是经贸之旅。事实上，在美国全面检讨外交战略的时候，保尔森率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意味着美国开始全面调整外交战略。其中，重心所在就是中国。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需要介绍一下两位美国的当事人。早在2003年，笔者曾说过，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费尔德可能是21世纪最优秀的军事家，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一个战略白痴。伊拉克战争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但是，错误不仅仅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在21世纪初叶，完全误判了国际形势，进行了错误的战略布局，布什总统和美国政府为此付出和仍将付出巨大代价。值得美国人庆幸的是，美国从来就不缺乏人才，特别是拥有战略思考能力的人才。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保尔森出现了。实际上，剔除形式上的差异，资本市场的搏杀与军事战场的搏杀并无实质区别。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保尔森是真正的战略大师。并且，一向举重若轻的保尔森具有卓越的统帅才干。如果以为保尔森来中国只是讨论汇率问题、贸易逆差和金融市场开放问题，那就太短视了。
何以见得呢？
"一、21世纪初美国在国际战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
乔治布什是一个在冷战围墙后面长大的孩子。充满冷战思维的布什总统一向以里根总统为榜样。他奇怪地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由他率领强大的美国战胜邪恶强权，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他当选总统之后的首要工作是寻找敌人和制造的人。中国几乎成为他的首要目标。他所说的从平壤到巴格达的邪恶轴心隐然从中国穿过。不过，这一次他完全错了。
普京以深沉内敛的性格活跃于国际舞台，其对民主理念的认同，对美国的尊重，都令布什甚有好感。布什在首届任期内与普京频繁互访，甚至邀请普京到家乡农场密谈，可谓相交甚欢。然而，毕竟美俄存在着战略利益冲突，而且这一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希望彻底撕裂前苏联版图，彻底瘫痪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全面操控俄罗斯各种资源。这个希望被普京总统断绝了。普京通过车臣战争全面遏制了俄罗斯内部进一步分离和独立的企图；普京通过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重新掌控，恢复了国家经济实力，重新整军经武，再现大国雄风；普京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经济改革重新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基本摆脱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依赖。普京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使得俄罗斯政府重新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同时仍旧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实力。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令人联想到当年希特勒的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感觉。
更为严重的是，普京手握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拥有强大的定价权，直接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极富个性的普京还是一个积极的战略进攻者，他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渗透到中东等敏感地区，支持伊朗发展核武器，暗中操纵朝核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扮演积极角色，极大地牵制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由度。
美国的战略家们今天可能惊讶地发现，邪恶轴心旋转了90度，不是平壤到巴格达，而是从莫斯科到德黑兰。要知道，这个轴心控制了全球超过3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并且拥有核武器。
拉登显然不是伊拉克人。伊拉克资助恐怖分子和拥有大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均无实证。那末举兵进入伊拉克的意义何在呢？用东方的观点来看，那是因为切尼副总统贪财，拉姆斯费尔德好战，小布什喜功。富有而赢弱的伊拉克几乎是最好的狩猎对象。
问题是，中东从来都是牟利者的陷阱。充满宗教冲突、种族矛盾和阶级仇恨的中东，是难以用简单的民主理念重建的。复杂的国际利益纷争也不是单边主义可以厘清的。泥足深陷是历史的必然。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武力介入彻底终结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可能将以色列至于万劫不复的地位。围绕着以色列的三场内战随时爆发，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如火药桶置于以色列身边。美军陷于伊拉克无暇再战。伊朗可以从容不迫地完成其核大国的理想。伊朗与俄罗斯南北呼应，形成对地球心脏地带的有力控制。并且，通过能源政策影响全球的战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
误闯中东不仅浪费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同时也丧失了美国冷战后取得的单边主义优势。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也背负着冷战思维的包袱。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始终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在战略上，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尤其在军事上，美国采取了几乎全面地对抗的策略。美国通过占领阿富汗，通过在吉尔吉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军事存在，在中国的西边形成压迫态势；通过与蒙古国的军事合作，渗透中国的北部边界；通过与印度的合作形成对中国南方的军事压力；通过与日本等亚太国家与地区的准军事结盟形成对中国东面的海上封堵。美国的军事战略逼迫中国迅速发展武力。同时，也必须谋求与友好国家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样的产物。
遗憾的是，美国的经济无法跟随意识形态起舞。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已经形成依存态势。同时，中美在能源等问题上存在着高度的战略一致性。即使不是鲍尔森这样的战略大师也能看到中美之间的利益相关性。美国著名战略学者迈克尔波特说过，在所有大国和发达国家中，中美战略竞争度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不管美国人怎末想，中美是事实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布什总统在执政初期不能跨越意识形态陷阱，在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国际纷争等诸多问题上与中国缺乏协调，没有使双方利益最大化，反而使非利益相关者不断获利。当普京、内贾德、查韦斯获取丰厚石油收益，并用于与美国武装对抗时，布什总统或许开始发现了一些问题。笔者认为，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在这方面已有醒悟。
"二、迟来而未晚的战略调整。"
美国当前最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发展到核敲诈的地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亡国，同时意味着美国彻底失去对中东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能源的控制。这样的结果将使得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和日本一些机构出于奇怪的动机，联手制造了自2005年起的能源和原材料暴涨的局面。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获得暴利，同时有限度的阻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却出乎美日的预料。那些拥有石油和原材料的国家，正在以能源和原材料拥有国形成价格轴心，进而形成隐形的政治联盟。这就对美国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威胁。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错误的国际战略导致21世纪初叶国际政治版图的迅速重组。反美势力的集结和壮大，已经构成了对美国严重的战略威胁。这一战略威胁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也日益突出。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破坏美元的强势地位。没有强势的美元，美国将失去帝国立国的经济基础。有趣的是，美国的双赤问题都与中国有关。中国的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和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美国有必要展开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
第一、建立经常性战略对话机制。两个月前，保尔森访华时，中美联合公布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且强调这一对话的务虚沟通性质。而美国和中国的一般政府官员和公众媒体更愿意将保尔森12月访华理解成为一场谈判。因为，在大多数的官员和媒体眼里，中美关系意味着贸易纠纷、汇率调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经济问题。还无法将目光投入到真正的战略合作层面。事实上，中美领导人已经开始仔细审视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那就是回到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同的是这一次可能更为真实和更为具体。当然，也更为迫切。
第二、必须与中国进行全面的能源合作。美国需要取消已有的对于中国核技术方面的限制。全面启动共同开发和利用核能以及其他新能源的工作。形成在能源方面、原材料方面的价格协调机制。抑制因石油和原材料涨价引起的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
第三、必须形成中美在金融领域的长期协调机制。使人民币汇率维持相对稳定。这对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美贸易，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均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
第四、必须协调中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问题。中国可以在中东问题上充当重要调停者角色。事实上，如果美国人愿意，中国可以在伊拉克重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五、必须协调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尽快平复朝核问题引发的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
第六、必须协调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维持现状，寻求发展。
第七、必须协调中美两国在与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关系方面的立场。维持日本的和平宪法。避免亚洲力量格局出现急剧变化。避免亚洲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化倾向。
中国和美国要在充分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否则，中美在恶性的对抗中将被迅速的边缘化。形成双输局面。
"三、中国需要五十年安定的外部环境。"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是，经历了150年的战乱，饱受欺压和耻辱，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由自尊而生敏感，而生成一种封闭和自卫情绪。这表现在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上，常常出现的对抗性思维。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中国制定了国际关系准则，维系了中国25年的和平环境。中国还需要5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热战；中国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冷战。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侵略和殖民中国。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内部。只要中国内部不出现动乱和分裂，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
中国的任何国际纷争必然和美国有关。只要中国处理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就可以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
由于上苍的眷顾，美国已经有足够多的敌人了。美国需要一个合作的中国。这也是中国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仅可以保证外部和平环境，也可以获得经济方面的实质利益。
中国需要在若干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积极推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在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尽快完成经济转型。中国和美国同样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突破束缚，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依归，实事求是的建构合作关系。
第二、中国需要一个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长期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在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方面中国是世界性大国，然而中国缺乏应有的议价能力，更无法掌握定价权。中国需要与美国合作，用经济和政治等综合措施影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价格失控局面。
第三、中国必须彻底改革金融体制。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间金融机构，并由此而形成强大的金融体系，进而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强势货币，建立中国金融强国的地位。目前，中国错误的实施了放开金融资本管制，而堵住境外金融机构进入的做法。就如同允许进口汽车，而不允许境外汽车企业来中国设厂。这样，中国不能有效利用境外金融机构的人才、管理和技术，在低水平基础上反复内耗，断绝了中国金融产业成长的机遇。中国在重复日本当年的错误，而且更加愚蠢和固执。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金融寡头。与美国的合作不可避免。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必须开放对金融机构进入的限制。同时，不能过早取消对人民币交易的限制。这样才内尽快使国内民营金融机构迅速成长，形成中国自己的金融实力。鲍尔森关于市场准入的要求是双刃剑，关键是中国如何把握。
第四、中国拥有的对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不能闲置这样的战略资源。中国应当提出中东重建的系统方案。特别是伊拉克重建方案。这当中既有与美国和阿拉伯世界重组战略关系的机遇，可以协助美国在中东问题寻找出路，为阿拉伯世界谋求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里面潜藏着巨大商机。
中国的外交始终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外交，以防守和保守为特色。中国外交今后需要以国家经济利益为着眼点，积极进取，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中国国民创造价值。
实际上，恐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有广泛合作基础。第五、中国应当主动放弃多极世界的主张。中国尤其不应当谋求充当世界一级的角色。中国应当继续韬光养晦，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及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保持影响力。影响力的含义不仅仅是外交礼仪方面的尊重，更主要为资产定价的权利。中国无需做国际正义和公平的守护者。中国既不输出民主，也不输出共产主义，中国必须彻底跳出意识形态藩篱，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基础和深厚实力。
中美应完结关于单边主义或多极世界的争议，这对于中国和美国均无实际意义。
第六、中国和美国应及早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取消业已存在的核威慑。开启全面的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军事组织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维和方面更应发挥中国的优势。
目前，中美双方的国防部和军队系统仍然存在强烈的敌对意识。侯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未上任已经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军火商和石油大亨需要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他们错误的选择中国，并以此误导布什总统和美国国会。中美的战略家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可以预见，中美的军事对抗绝对无赢家。
纵观自朝鲜战争以来的中美关系，多数时期处于非理性状态，一直为意识形态所主导。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如此之多的战略家们，竟然不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脉动，不能将中美关系定位在一个理性的位置。
今年12月保尔森访等美国政要问中国或许可以是一个契机。希望可以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事务性谈判之外，真的可以找到战略契合点。这样，对中国对美国都有巨大的实质意义。
可能无须等到布什总统任期结束，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奇妙的转变。而且，这一次将不同于当年克灵顿总统时期的转变。因为，中美战略家们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就如同保尔森上次访华所说，中国将和美国一道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