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3
共和党在11月美国参众两院选举中大败，昭示了布殊总统的外交战略出现重大失误。其中，最为人诟病的问题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此黯然下台。美国是一个拥有强大思考能力的国家，能够迅速对内政和外交失误作出调整。选举之后，美国从人事到政策的调整已经开始，近期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将于近日访华，届时他将带领一个囊括财政部、联邦储备局、商业部、能源部、劳工部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需要解释的是，由财政部部长率领如此庞大的代表团，美国历史上没有先例。通常，只有总统的重要出访才有如此规模。表面上看，保尔森的中国之行是经贸之旅。
事实上，在美国全面检讨外交战略的时候，保尔森率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意味着美国开始全面调整外交战略，其中重心所在就是中国。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需要介绍一下两位美国的当事人。早在2003年，笔者曾说过，美国的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可能是21世纪最优秀的军事家，但同时可以确定的是，他是一个战略白痴。伊拉克战争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战略选择，但是，错误不仅仅是伊拉克战争。美国在21世纪初叶，完全误判了国际形势，进行了错误的战略布局，布殊总统和美国政府为此付出并仍将付出巨大代价。值得美国人庆幸的是，美国从来就不缺乏人才，特别是拥有战略思考能力的人才。出于收拾残局的需要，保尔森出现了。
实际上，剔除形式上的差异，资本市场的搏杀与军事战场的搏杀并无实质区别。老谋深算久经沙场的保尔森是真正的战略大师，并且，一向举重若轻的保尔森具有卓越的统帅才干。如果以为保尔森来中国只是讨论汇率问题、贸易逆差和金融市场开放问题，那就太短视了。
何以见得呢？错读普京
21世纪初，美国在国际战略方面出现重大失误。
乔治布殊是一个在冷战围墙后面长大的孩子，充满冷战思维的他一向以列根总统为榜样。他奇怪地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由他率领强大的美国战胜邪恶强权，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总统。他当选总统之后的首要工作是寻找敌人和制造敌人，中国几乎成为他的首要目标。他所说的从平壤到巴格达的邪恶轴心隐然从中国穿过。不过，这一次他完全错了。
首先，错读普京。
普京以深沉内敛的性格活跃于国际舞台，其对民主理念的认同，对美国的尊重，都令布殊甚有好感。布殊在首届任期内与普京频繁互访，甚至邀请普京到家乡农场密谈，可谓相交甚欢。然而，毕竟美俄存在着战略利益冲突，而且这一冲突无法避免。美国希望彻底撕裂前苏联版图，彻底瘫痪俄罗斯的军事能力，全面操控俄罗斯各种资源。这个希望被普京总统断绝了。
普京通过车臣战争全面遏制了俄罗斯内部进一步分离和独立的企图；普京通过对石油等战略资源的重新掌控，恢复了国家经济实力，重新整军经武，再现大国雄风；普京通过加强政治控制和经济改革重新掌握政治和经济资源，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生活，基本摆脱了对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依赖。普京实施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使得俄罗斯政府重新拥有了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同时仍旧拥有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实力。普京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令人联想到当年希特勒的国家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有一种无法言状的感觉。
更为严重的是，普京手握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拥有强大的定价权，直接与美国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极富个性的普京还是一个积极的战略进攻者，他将俄罗斯的影响力渗透到中东等敏感地区，支援伊朗发展核武器，暗中操纵朝核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中扮演积极角色，极大地牵制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自由度。
美国的战略家们今天可能惊讶地发现，邪恶轴心旋转了90度，不是平壤到巴格达，而是从莫斯科到德黑兰。要知道，这个轴心控制了全球超过30％的石油和40％的天然气，并且拥有核武器。
误闯中东
其次，误闯中东。
拉登显然不是伊拉克人。伊拉克资助恐怖分子和拥有大杀伤性武器的指控均无实证。那么举兵进入伊拉克的意义何在呢？用东方的观点来看，那是因为切尼副总统贪财，拉姆斯菲尔德好战，小布殊喜功。富有而羸弱的伊拉克几乎是最好的狩猎对象。
问题是，中东从来都是牟利者的陷阱。充满宗教冲突、种族矛盾和阶级仇恨的中东，是难以用简单的民主理念重建的，复杂的国际利益纷争也不是单边主义可以厘清的，泥足深陷是历史的必然。
更严重的是，美国的武力介入彻底终结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努力，可能将以色列置于万劫不复的地位。围绕着以色列的三场内战随时爆发，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拉克如火药桶置于以色列身边。美军陷于伊拉克无暇再战，伊朗可以从容不迫地完成其核大国的理想。伊朗与俄罗斯南北呼应，形成对地球心脏地带的有力控制，并且通过能源政策影响全球的战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
误闯中东不仅浪费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同时也丧失了美国冷战后取得的单边主义优势。
围堵中国
再次，错误围堵中国。
美国是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也背负着冷战思维的包袱。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美国始终深受意识形态影响。在战略上，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尤其在军事上，美国采取了几乎全面地对抗的策略。美国通过占领阿富汗，通过在吉尔吉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军事存在，在中国的西边形成压迫态势；通过与蒙古国的军事合作，渗透中国的北部边界；通过与印度的合作形成对中国南方的军事压力；通过与日本等亚太国家与地区的准军事结盟形成对中国东面的海上封堵。美国的军事战略逼迫中国迅速发展武力，同时，也必须谋求与友好国家的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就是这样的产物。
遗憾的是，美国的经济无法跟随意识形态起舞。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已经形成依存态势，同时，中美在能源等问题上存在着高度的战略一致性。即使不是鲍尔森这样的战略大师，也能看到中美之间利益相关。美国著名战略学者迈克尔波特说过，在所有大国和发达国家中，中美战略竞争度是最低的。也就是说，不管美国人怎么想，中美是事实上的战略合作伙伴。
布殊在执政初期不能跨越意识形态陷阱，在货币政策、贸易政策、能源政策、国际纷争等问题上缺乏协调，没有使双方利益最大化，反而使非利益相关者不断获利。当普京、内贾德、查韦斯获取丰厚石油收益，并用于与美国武装对抗时，布殊总统或许开始发现了一些问题。美国的战略决策者在这方面已有醒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