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2-14
迟而未晚的战略调整美国当前最主要的外部威胁来自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发展到核敲诈的地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意味着以色列的亡国，同时意味着美国彻底失去对中东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对能源的控制。这样的结果将使得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严重依赖石油的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和日本一些机构出于奇怪的动机，联手制造了自2005年起的能源和原材料暴涨的局面。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企业获得暴利，同时有限度地阻止了中国的发展。而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却出乎美日的预料，那些拥有石油和原材料的国家，正在以能源和原材料拥有国形成价格轴心，进而形成隐形的政治联盟。这就对美国和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威胁，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美国错误的国际战略导致21世纪初叶国际政治版图的迅速重组，反美势力的集结和壮大，已经构成了对美国严重的战略威胁。这一战略威胁也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也日益突出。美国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将破坏美元的强势地位，没有强势的美元，美国将失去帝国立国的经济基础。有趣的是，美国的双赤问题都与中国有关。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美国的贸易赤字。这意味着美国必须和中国进行全面经济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美国有必要展开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
第一、建立经常性战略对话机制。两个月前，保尔森访华时，中美联合公布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并且强调这一对话的务虚沟通性质。而美国和中国的一般政府官员和公众媒体更愿意将保尔森12月访华理解成为一场谈判，因为，在大多数的官员和媒体眼里，中美关系意味着贸易纠纷、汇率调整、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经济问题，还无法将目光投入到真正的战略合作层面。事实上，中美领导人已经开始仔细审视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问题，那就是回到克林顿时代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同的是，这一次可能更为真实和更为具体，当然，也更为迫切。
第二、必须与中国进行全面的能源合作。美国需要取消已有的对于中国核技术方面的限制，全面启动共同开发和利用核能以及其他新能源的工作。形成在能源方面、原材料方面的价格协调机制，抑制因石油和原材料涨价引起的日益严重的通胀压力。
第三、必须形成中美在金融领域的长期协调机制，使人民币汇率维持相对稳定。这对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中美贸易、美国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均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增长也有重要意义。
第四、必须协调中美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问题。中国可以在中东问题上充当重要调停者角色，事实上，如果美国人愿意，中国可以在伊拉克重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五、必须协调中美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须尽快平复朝核问题引发的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
第六、必须协调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须维持现状，寻求发展。
第七、必须协调中美两国在与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关系方面的立场。维持日本的和平宪法，避免亚洲力量格局出现急剧变化，避免亚洲任何国家的军国主义化倾向。
中国和美国要在充分协调与合作的基础上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否则，中美在恶性的对抗中将被迅速地边缘化，形成双输局面。
中国需要安定外部环境
中国需要五十年安定的外部环境。
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但是，经历了150年的战乱，饱受欺压和耻辱，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自尊心态。由自尊而生敏感，而生成一种封闭和自卫情绪。这表现在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上，常常出现的对抗性思维。
邓小平高瞻远瞩，为中国制订了国际关系准则，维系了中国25年的和平环境。中国还需要50年的和平环境，中国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热战；中国既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冷战。
中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侵略和殖民中国。中国的问题在于中国内部，只要中国内部不出现动乱和分裂，中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
中国的任何国际纷争必然和美国有关，只要中国处理好与美国的战略关系，中国就可以赢得和平的外部环境。由于上苍的眷顾，美国已经有足够多的敌人了，美国需要一个合作的中国。这也是中国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只要处理好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不仅可以保证外部和平环境，也可以获得经济方面的实质利益。
中国需要在若干方面进行调整：
第一、积极推动意识形态方面的转变。在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则下，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尽快完成经济转型。中国和美国同样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突破束缚，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依归，实事求是地建构合作关系。
第二、中国需要一个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长期安全的国际合作机制。在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方面，中国是世界性大国，然而中国缺乏应有的议价能力，更无法掌握定价权。中国需要与美国合作，用经济和政治等综合措施影响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避免恶性竞争导致的价格失控局面。
第三、中国必须彻底改革金融体制。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间金融机构，并由此而形成强大的金融体系，进而使人民币成为世界性强势货币，建立中国金融强国的地位。目前，中国实施放开金融资本管制，而堵住境外金融机构进入的做法值得检讨。就如同允许进口汽车，而不允许境外汽车企业来中国设厂。这样，中国不能有效利用境外金融机构的人才、管理和技术，在低水平基础上反覆内耗，断绝了中国金融产业成长的机遇，可能重复日本当年的错误。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金融寡头，与美国的合作不可避免。我们应保持清醒，必须开放对金融机构进入的限制。同时，不能过早取消对人民币交易的限制。这样才能尽快使国内民营金融机构迅速成长，形成中国自己的金融实力。保尔森关于市场准入的要求是双刃剑，关键是中国如何把握。
第四、中国拥有的对发展中国家强大的影响力，这是中国的战略资源，中国不能镕置这样的战略资源。中国应当提出中东重建的系统方案，特别是伊拉克重建方案。这当中既有与美国和阿拉伯世界重组战略关系的机遇，可以协助美国在中东问题寻找出路，为阿拉伯世界谋求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里面潜藏着巨大商机。
过去中国的外交多是纯粹的政治外交，以防守和保守为特色。中国外交今后需要以国家经济利益为着眼点，积极进取，主动出击，变被动为主动，为国家发展服务，为中国国民创造价值。
实际上，恐怖主义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国在这一领域与美国和穆斯林世界有广泛合作基础。
第五、中国应当继续韬光养晦，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处理好与美国及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保持影响力。影响力的含义不仅仅是外交礼仪方面的尊重，更主要为资产定价的权利。中国无须做国际正义和公平的守护者，中国既不输出民主，也不输出共产主义，中国必须彻底跳出意识形态的藩篱，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基础和深厚实力。中美应完结关于单边主义或多极世界的争议，这对中国和美国均无实际意义。
第六、中国和美国应及早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取消业已存在的核威慑。应开启全面的军事战略、军事技术、军事组织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维和方面更应发挥中国的优势。
目前，中美双方的国防部和军队系统仍然存在强烈的对手意识，候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未上任已经将矛头直指中国。美国军火商和石油大亨需要一个强大的假想敌，他们错误地选择中国，并以此误导布殊总统和美国国会。中美的战略家们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扭转这样的局面，可以预见，中美的军事对抗绝对无赢家。
纵观自朝鲜战争以来的中美关系，多数时期处于非理性状态，一直为意识形态所主导。中美两个伟大国家如此之多的战略家们，竟然不能准确把握历史的脉动，不能将中美关系定位在一个理性的位置。
今次，保尔森等美国政要访问中国或许是一个契机，希望可以在贸易、汇率、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事务性谈判之外，真的可以找到战略契合点。这样，对中国对美国都有巨大的实质意义。
可能无须等到布殊总统任期结束，中美关系就会出现奇妙的转变。而且，这一次将不同于当年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转变。因为，中美战略家们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就如同保尔森上次访华时所说，中国将和美国一道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