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03
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终于渡过了小泉时代的冰封期。虽然，中日关系仍然处于冬季，不过这个冬天不太冷。
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终于开始了。不过，这次的战略对话起点很有趣，竟然是从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作为起点。这与中美战略对话的直截了当迥然不同。再一次让人领略了东方人特有的含蓄。
中日之间的战略问题与历史问题有关。然而，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战略问题。历史问题是中日两个民族完成精神现代化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中日双方对于战争罪行的理解截然不同。双方关于加害者的罪行认定存在争议。这是西方法律体系难以理解的愚蠢问题。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令人费解：杀一个人与杀一百个人只是一个量的问题，性质有分别吗？将杀人犯供奉为英雄，会怎样教育后人？这是一个精神脆弱的民族严重的对抗性自恋。中国政治家也仍处于思维惯性中，缺少反省与提升。中国应有战胜国的宽容，我们应把怨字变成恕字，这是一个充满阳刚和自信的大国应有的气度和风范。两个本是邻邦兄弟，像女人一样陷入细节的争吵之中，无视大节，放弃未来至关重要的战略合作。两个伟大民族面对历史的幼稚，影响了亚洲崛起的进程。
中国人必须准确认识日本政客和日本政治。
中国人很难理解日本式的政治权谋。小泉之所以用参拜靖国神社的方式激怒中国和韩国，并非是基于学者的历史观，更不是一个政治家坚持某种信念，而是一个高明政客精细的政治权谋。用一句倒置的中国老话可以概括，安内必先攘外。激怒中国和韩国，是为了整合日本国内无休止的政治纷争，尽快开启日本国内的改革。显然，小泉成功了。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神话破灭，经济开始停滞不前，政治舞台动荡不安。日本在寻找优秀的政治家来打开僵局。笔者曾于九十年代初访问日本大藏省，日本的同行们显然意识到问题所在，他们认为日本内部改革的压力比中国更迫切。然而，他们也很清楚，日本的利益集团根深蒂固，任何改革都极其困难，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家推动。因此，日本人十分欣赏中国的朱镕基总理。日本毕竟是一个已届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政治家还是有脑子并且有勇气的，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纷争之后开启了改革之路。桥本内阁（1995--1998）开启了财政贷款投资计划（FILP），其要点是要改革“金融社会主义”。然而，强大的利益集团一直在阻滞改革的有效进行。桥本之路并不顺畅。九十年代末，中国的迅速崛起，给日本极大的压力。聪明的小泉找到了凝聚日本国内力量的钥匙。激怒中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使日本国民感受到强大的外部压力，进而强力支持一个强硬的政府。小泉使用参拜的策略屡试不爽，中国和韩国的配合近乎完美，被压抑的日本更加团结，党派和利益集团的纷争趋于平息，改革出乎预料的顺利。小泉卓有成效的延续了桥本内阁的改革。同时，对公共部门的改革也有了明显的进展。特别是日本道路集团（JHPC）、日本住宅金融公库（GHLC）、日本邮政及公共金融机构的改革与私有化方案得以推动。小泉虽然意犹未尽，但已经获得巨大的成功，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并将进一步的改革使命顺利交给了政治强人安倍晋三。
以邻为壑，损人利己，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这是日本政客的老毛病。一时一刻精妙绝伦，却没有大局观和历史感，缺乏大国气度与风范。中国人应改变被动应对的思维习惯。呈现出与大国相称的气度与风范。更重要的的是要有与大国相称的政治智慧。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我们应有我们的议题，以我们的议题引领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能跟着日本政客的音乐起舞。显然，这个议题不是历史问题。中日需要讨论的是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以及中日两国在能源、环保、汇率、贸易、反恐等方面的合作问题。
当然，日本的政治家和日本国民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国的政治家必须面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压力。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中国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爱国与否的问题，是对政治家胆识与魄力的考验，几乎没有回旋余地。挑动历史问题虽然可以解决日本内部纷争，却留下13亿人的仇恨与敌对情绪，得不偿失。这些对于一个高度依赖对外贸易，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环境安全的岛屿国家，十分不智。
中国人必须清醒意识到，中国将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日本，中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不是国际政治。中国经济全面超越日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只要中国搞好自己的事，中日之间长达一个半世纪的竞争将很快就有结论。中国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与日本进行更紧密的战略合作，整合东亚政治和经济版图，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力量。
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尴尬的暖冬。暖冬再暖也仍然是冬天。希望2007年两国领导人的高层互访可以打破坚冰，迎来中日关系的春天。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不能跨越历史就成了固执和愚蠢。历史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修改的。同时，历史之所以是历史是因为已经成为过去，无论历史多么沉重，都必须放下，面对崭新的未来。或许，解决历史问题的钥匙就在未来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