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3-02
当我们缅怀邓小平同志的历史贡献的时候，不能不感叹邓公的深邃。他对经济的理解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没有使用难解的概念和枯燥的数字，甚至干脆不说出道理和依据，直接以坚定的制度和政策方式，改变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使中国经济重新获得效率和速度。这是一种超乎常理的境界般若，真正的出神而入化境，令人叹为观止。也使那些学者、专家和大师们相形见拙。
毫无疑问，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邓小平同志，有强大的执行能力。但是，邓公没有选择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这些职务，没有选择事务性工作，而是运筹帷幄，彻底解决了至关重要的方向和路径问题。关于路径问题的思考，是源于江西的邓小平小道上的徘徊。大智慧者困窘而后有大觉悟。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个人得失和个人恩怨，远非经营个人或集团利益者可以理解和企及。为后世政治家建立了楷模。
邓公之后，薪火相传，中国政治家的远见、从容、大度同样令世人瞩目。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准确理解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思想，在解决方向和路径问题的同时，以很高的领导艺术把握方式和方法问题。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呈现出千年不遇的良好局面。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仅是中国人关注效率和速度问题。大洋彼岸的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商人们也在思考。并且，他们的深邃、从容、能力同样具有极高的水平。游牧民族的后裔们从来就不会只盯着自己的庄稼地，他们在勤奋地创造价值。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寻找机会掠夺价值。
可能与中国过去150年的历史完全不同，西方的掠夺不再是军事方式，也不是什麽和平演变，其要害在于金融，是通过资本流动完成的价值掠夺。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可以有限的和谐，而不存在平等的和谐、永久的和谐。需要关注的是，不和谐不代表军事对决。对决的方式极其有可能是在金融领域，即人民币与美元的对决。这个时间不会等待太久，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这代人或许可以见证历史。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意识到了吗？我们准备好了吗？
中国当代政治家是十分优秀的。他们把金融改革当成头等大事来抓。他们的远见卓识、慎思决断均令人钦佩。中国金融领域改革和进步的速度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场极其艰难而危险的博弈。在国家利益、民众利益、集团利益的权衡取舍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公平和效率问题。而公平和效率问题已经超越了良知与良治，必须回归制度建设和机构培养。制度完善决定公平，机构水准决定效率。
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横向的完整性，纵向的连续性。中国在金融制度上远未到达创新高度，因此并没有所谓的难度。中国金融领域的问题出自于政府机会主义。过度的政府部门权力，以及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导致了有选择的制度建设。这种“有选择”的权利，破坏了制度建设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同时，制度的缺失和不连贯，为特殊利益集团制造了大量的牟利机遇。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侵蚀国家和公众利益。
机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环境包含了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两重含义。这个问题的焦点依旧是政府机会主义。长期限制境外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机构的做法，阉割了中国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看似保护国有企业，实则保护落后，坐吃国财民利。同时极大的破坏了中国金融资本的效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世界一流的金融机构，犹如没有了保家卫国的武装力量，在市场开放之后，国际金融机构将可以如八国联军一样，进行无节制的金融殖民和价值掠夺。
政治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深邃的历史目光和决绝的执行能力。占领历史的制高点，为中华民族赢得生存和发展的先机，胜于一切表白和描述。邓公不喜欢使用复杂的概念、冗长的理论、枯燥的数字，是一种极高的智慧。功在千秋已经足够，何必计较其它细枝末节，又何须立言铭文呢。
克伦威尔、拿破仑、匹斯麦、华盛顿，他们不会在乎国内的或国外的评价。事实上，他们生前被谩骂和诅咒远远多于赞誉。但是，他们是民族的英雄，是历史的伟人。
我们深情地怀念邓小平同志，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或者做过一些好事。而是，他卓越的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使命。毫无疑问，邓公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
中国处于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我们拥有优秀的政治家，我们拥有各个领域的人才和力量，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抓住机遇，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