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27
如果要得到邓小平的神髓，必须深刻理解改革开放。问题是，通常管理层加强管理，本能地就会集权强政。往往把方向搞反了。加强领导，不是加强对人事和资源的控制，而是强化党政施政的效率。效率不是源于勤政厉政，而是合理配置资源和合理进行再分配。行政权利如何处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合理的再分配，已经是中国的一个大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邓公的改革是以开放为起点的。开放的含义有两重：一是打开国门；二是放松对商业行为的管制。其要点恰恰是简政放权。其结果是发挥市场内在的配置资源的力量。也正是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获得极大提升，形成了持续近30年的高速增长。
邓公的改革是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的含义就是修改和变革阻碍市场经济的旧有制度、法律、政策、行政，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用经济学语言，就是完善涉及市场有效性的制度、法律、政策、行政等政府管理要素。邓公以及后续领导人不懈的努力，初步完成了中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建设。中国也因此成为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体。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过程仅仅是开始。距离建立一个高度公平和有效的市场，仍然有漫长的路途。改革开放仅仅是进入攻坚阶段，远远没有完成。因此中国政治经济的要点仍旧是这四个字：改革开放。
不过，此时此刻的改革开放难度和风险越来越大。因为，与以往的逐渐改革和逐渐开放不同，现在已经到了系统改革和系统开放的时期。这就不仅仅是考验胆识和魄力，更要考验学识和能力。
就开放而言，中国的行政权力仍然有力控制着经济行为中的劳动力、资源、资本等核心要素的配置权。行政控制的原则是国家利益。由于政府对国家利益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清晰的标准，没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因此，几乎各级管理者都可以自行解释国家利益，自定标准或者没有标准，自定程序或者没有程序。就一般情况而言，国家利益与市场原则并不矛盾。但是，当国家利益被一些人或一些集团曲解误释的时候，就变成了伪国家利益，往往与市场原则背驰。使得市场失去秩序和效率。同时，也使得广大民众利益受损。
这就需要作出选择，是否将劳动力、资源、资本的配置权进一步交给市场？如果不能交出，如何定义国家利益，依循什麽原则，通过何种程序，确实保证国家利益，而不是个人或集团利益。当前，人事任命、资源使用（特别是土地出让）、税收、利率等等，都存在明确的行政控制。这一控制往往背离市场原则，没有秩序和效率，违反国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值得管理者深刻反思的。
笔者认为，必须逐步有序的收敛行政权力对劳动力、资源、资本等要素的行政控制，使其最大限度的市场化。开放必须回归本质，那就是压缩行政权力对属于市场行为的干预。这一点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本质的区别。
就改革而言，中国必须废除仍然限制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法律、政策、行政约束。中国改革的基本原则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一点胡锦涛同志有清晰论述，那就是以民为本。换成经济学语言，就是国民利益最大化。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现行的制度、法律、政策、行政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利益。当国家利益没有定义、没有明确标准、没有实施程序的时候，往往被狸猫换太子，变成个人或集团利益。于是，就会出现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对国民的掠夺，对特定机构和特定人群进行大规模利益输送。
中国的立法过程，中国的政策制定实施过程，缺乏民众参与的必要程序。该出台的法律往往因为强势集团干预而迟迟不能出台，如燃油附加税、资产增值税、资本利得税等等。该改变的政策也是难以改变，例如掠夺国民的利息税和负利率等等。如果，制度、法律、政策、行政不以国民利益为依归，以民为本就退化为领导者的良好意愿了。
笔者认为，必须强化各级人大政协的立法工作，强化各级人大和政协对政府政策的监督。强化的含义，是指人大政协应该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最主要建设者和维护者。一方面通过立法使行政权力逐步退出市场，另一方面有效监督政府非理性政策和行政行为。再不能让所谓的宏观调控，变成大规模的利益输送。再不能让各种价格垄断形成的投机和暴利，腐蚀中国的商业伦理，诱使民众不务正业。再也不能异化国家财政税收的社会再分配职能，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再也不能让所谓的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变成各式各样的门槛、收费、罚款，极大地增加中国各种商业活动的成本，极大地压抑自主创新和多元化创业，直接导致就业不足和内需萎缩。形成中国经济体系的严重失衡。
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攻坚阶段。攻坚的含义，是指各方利益的博弈到了十分激烈和极其复杂的程度。是否能够真正坚持国民利益最大化，是否能够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原则，是否建设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考验管理层的重要试金石。当然，绝对不能低估强势个人和集团的超级能量，他们仍然会利用国家利益模糊的定义、标准、程序实施行政干预，获取个人和集团的利益。邓公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得如何好。邓公将对人民深沉的爱，化为制度、法律、政策、行政。虽然只用了简单四个字：改革开放。却足以名留青史，更应镜鉴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