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也大亨

流氓大亨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特有的景观。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无耻和暴力成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有时甚至是唯一手段。枪杆子里不仅出政权，而且出金钱。动荡的含义是什么？制度缺失，政府不作为。

中国的经济学家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他们对于中国的财富流动没有进行道德追问。这一点，他们不如我的老母亲。妈妈曾问我，为什么院子里那些偷鸡摸狗的坏孩子都有钱了，为什么读了大学的孩子们反倒那样苦？我无言以对！

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奇迹背后，发生着惊人的经济异变。混乱的，近乎失控的资本化过程，成全了一批原本与财富无缘的亿万富翁。当有人告诉你，他可以拿到某个大型国企待上市的原始股、待开发的廉价土地、待估值的矿产资源，并且告诉你可以如何分成的时候，请不要惊讶，这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在正常体制之下，那些属于抢劫和盗窃的行为，在近两年已经逐渐变得习以为常了。于是，真的，就有那么多人一夜暴富了。当你看到，在传统里被称为地痞流氓的坏孩子，与官员和银行家们厮混的时候，请不要惊讶，这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政经文化。周正毅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这仅仅是小概率事件吗？

与之相对应的，使那些规矩本分创造价值的人们。在畸形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反复地被剥夺，逐渐陷入相对贫困。

无语。投机者光荣。劳动者耻辱。贼也大亨。

作为一个研究财政问题的学者，笔者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中国近些年的财富流动过程，说到底，就是国有财富的转移和流失过程。国有就是国民所有。国民财富的转移就是再分配，根本不是创造价值的过程；国有财富的流失，相当于对国民征税。由于是隐性的税收，所以必然表达为通货膨胀。这种看似合理合法的过程，包含了残忍和无耻的剥夺。而结果，就是本不应该获得财富的人们，成为了大亨。而那些创造价值的人们，也创造了自己的相对贫困。顺便说一句，贼是很讲政策的。他们获得财富之后，没有独吞，他们将赃物分给了协助盗窃的管理层和银行家们。陈良宇事件是偶然的吗？这仅仅是小概率事件吗？

中国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中国总是缺少具有大慈悲情怀的智者。小聪明，一旦与权力结合，贼性顿发。

中国的国民，虽然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却并没有降低蒙昧的水平。他们大多数社会年龄并没有超过14岁。他们依然需要终身监护。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要妄谈什么思想解放吧，中国仍然需要启蒙。

无泪。贼也大亨。这不算什么。问题是，贼成大亨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逻辑吗？这是中华民族赖以存续的法理基础吗？这是一种合理且有效率的制度和政策安排吗？

任何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不应该将常识淹没在狗屁的知识当中。中国人真的笨到需要凯恩斯和佛理徳慢来教路吗？中国不需要重复原始自由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丑陋缺失。这种重复历史的弱智行为不是中华民族的必然宿命。难道，在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还要重复鲁迅式的哀怒吗？真的，13亿人中，竟然没有一个热血沸腾的人，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吗？

中国人应该有时间感和空间感。迷失了整整500年了，还不够吗？还要趔趄流浪于哲学的十字街头吗？中国的智者死绝了吗？怎么可以容忍几个穿了西装的小眼镜们信口雌黄！

制度变革当然困难。否则历史就不需要英雄了。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历史在呼唤，中国需要超越时空的卓然智慧，中国需要跨越历史的超然胆识，中国需要挺住泰山的决然意志。将那些精美琐碎的废话丢进垃圾桶吧。卓然、超然、决然的前行。

改革开放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注定是一个经典的道德问题。失去道德基础的法理逻辑，无法支撑制度和政策的历史延续。当利益博弈的天平失去基本的平衡，所有美妙的词汇都是那样的苍白和廉价。那些关于制度和政策的辩论，不过是用时髦的废话进行经济学的打情骂俏而已。

中国需要回归常识。在常识基础上建立良知。在良知的指引下重建法理基础。由此出发，展开伟大的制度变革。并由此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之路。

（冰冷的冬雨无法熄止胸腔内的烧灼，只好让它喷发而出了。在我的眼里，那是另一种焰火。就算没有烟花般美丽，至少，冬夜里，仍旧有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