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鉴何以资治

笔者当然知道，最高管理层不会集体学习《资治通鉴》。但是，笔者仍然建议，最高管理层一定要读《资治通鉴》。在信息爆炸和信息错乱的时代，这就显得更为重要。与其浪费大量时间，被那些三流学者洗脑，不如回到经典，直接切入问题本质。

宋人司马光，倾其毕生精力完成《资治通鉴》。这部书实际上是一本经典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中国的治国者而言，这部书应该成为一门必修课。

通读《资治通鉴》，大体上讲了两个主题：一是外御蛮夷；二是内制权贵。其实，治国者需要考虑的也就是这两个问题。古今中外的亡国者，毫无例外，都是没有处理好这两个问题。

笔者读《资治通鉴》，有一个另外的收获，那就是更加深刻地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深得《资治通鉴》之精髓。毛泽东一生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两件事情。其中，外御蛮夷之事，堪称前无古人。毛泽东用五次战争（抗美援朝、抗法援越、中印战争、抗美援越、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两弹一星，构筑起中国坚固的国防，足以御敌于百年之外。同时，毛泽东倾其一生，内制权贵，实现了真正意义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在后一个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找到长治久安的好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效抑制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同时压抑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为后世的权贵资本主义复兴留下了伏笔。

笔者对财政学有一些了解。从财政学的角度出发，《资治通鉴》中的两件事，也可以合并成一件事。就本质而言，一切都是财政。外御蛮夷，靠的是财政；内制权贵，靠的也是财政。中国古代的昏君，昏在哪里？当然是财政。皇权说到底是财权。权贵侵蚀皇权，无不指向财权，也就是极度弱化公共财政能力。这样，一旦遭遇蛮夷入侵，政府只能向百姓横征暴敛，导致内部揭竿而起，外患转化为内忧，不克终而亡国。因此，古代明君治国，无不紧紧抓住公共财政这个根本问题。

笔者对于当代西方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稍有涉猎。笔者认为，当代西方政治深得《资治通鉴》精髓。西方政治的相互制衡的理论和制度，确保了公共财政的均衡。一个拥有均衡财政的国家，就能够外御蛮夷和内制权贵，使社会均衡稳定持续地发展。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治国先治税。当然，治税必须先治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使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证明了这一战略选择的正确性。但是，正确也是有边际的。那并不证明《资治通鉴》关心的两件事不重要了。当然，也不证明毛泽东的努力没有价值了。正相反，越是个体解放的同时，越要警惕个体的过度膨胀。尤其是个体的非理性膨胀。当个体非理性膨胀严重侵蚀国家和国民利益的时候，就必须高度警觉了。当个体以权贵方式出现，结合成泛政治的联盟，与境外势力形成呼应，侵蚀国民财富、弱化国家能力的时候，危机就会临近了。

笔者对于一些改革开放论者心存疑虑。国内外总有一种很强大的声音：改革不彻底，开放不全面。其实，他们并不关心中国国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发言权、参政权，而是通过有选择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挤压和蚕食中国国家的经济管理主权。事实上，中国的国家财政已经沦为帐房先生。必须承担13亿国民社会保障的政府，实际的财政能力已经处于极为脆弱的状态。与此相对应，权贵阶层实力和能力急剧膨胀，逐渐扭转制度和政策导向，正在形成财政以外的隐形分配体系，并间接控制了国家财政中至关重要的金融管理权。

一部《资治通鉴》，当然少不了君子和小人。辨识君子和小人，成了历史上最难的工作。亲君子远小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皇上也是人。况且，小人之所以是小人，就是实在太懂得揣摩上意和善于包装。在没有严厉的制度约束下，小人的成功率远远高于君子。毛泽东实在想不出好的方法，只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7、8年就搞一次运动，变相实现政府轮替。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做法效果不好，并且成本代价实在是太高了。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觉悟的要早一些，他们发展了一套亲君子远小人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使得小人祸国殃民的机率大大降低了，君子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国家也就可以长治久安了。

笔者强烈反对将改革开放教条主义化。我们需要的就是制度创新。创新的意思，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理解，就是对先行者经验的批判和借鉴。但是，原则是永恒的。失去原则的，机械式的改革开放，很难成为有意义的创新。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要高度关注这样四个字：过犹不及。然后，才可以讨论如何进一步的问题。

中国政治家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资治通鉴》讲述的两个主题：外御蛮夷；内制权贵。这就意味着，要确保公共财政的均衡与稳定。其中，要点在于，保持国家财政的强大能力；保障国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当然，实现上述目标，就必须有效遏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

作为一部史学专著，《资治通鉴》的确不像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司马光也不敢为皇上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甚至，笔者对于大部分的“臣光曰”也存有异议。但是，如果拥有现代政治经济学素养，深入研究《资治通鉴》，必然获得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这种历史高度，可以转化为处理现实问题的大智慧。至少，不会犯方向和路线错误。

中国最高领导层读什麽书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广而言之，中国人读什麽书的问题，更是一个大问题。当中国人的书桌上，摆满了西方教科书的时候，中国人的问题就已经超越问题本身了。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使得当代中国人短视而肤浅。浅一点说，这是一个自信心的问题；深一点说，这是一个自主性的问题。丧失了自主性，学来一点皮毛有什麽用呢？

笔者非常喜欢司马光这部书的名字：《资治通鉴》。同时，笔者也非常赞同最高管理层的一句话：提高执政能力。这两者或许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其实，不通鉴何以资治呢。注：请参阅笔者文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