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9-26
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26号，还是那些老的话语，时间过得真快。其实9月底，对中国人来讲它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但对美国人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美国人的财政年度，例如2019到2020年的财政年度，到了9月30号就结束了，从10月1号开始，它进入到2020到2021年的财政年度了。
这个时间节点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正好总统的选举是11月3号，就是实际上新的财政年度已经开始了，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它的意义就变得非常重大。因为美国已经有31个州，可能现在已经超过31个州失去预算，就是州的财政收支完全失去平衡了；就是如果不予以联邦对州的财政补贴的话，州一级的政府无法运作。现在其实这31个州的州政府正在大规模的压缩开支，压缩开支的方法就是裁员，裁员的方法就是把警察什么的取消掉。
而美国的整个的争夺的焦点也在这个时候变得极为尖锐。因为新的财政年度就要开始了，也意味着可能是新一届政府要面对一个新的财政困局。新的财政困局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联邦不对州进行救助，那么州由于财政支出不济，那么州的公共服务的部分就要大幅度削减。这个削减包含了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首先一个是安全，其次第二个方面就是健康，其实是非常残酷的。
在许多的时候,在许多的时候，我们是在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在理解美国。甚至，在微观的层面，包括我们很多很多研究地缘政治的专家，是在事件上，在某一件事情上来理解美国，很少有人能从经济史或者是从财政分析的角度来理解美国，来理解美国金融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会得出许许多多的很神奇的结论，而且这些结论会对市场、甚至对投资产生深刻的影响。
今天这堂课按正规课我们是应该是讲基金最后一堂课收尾的课，但我想放一下子，倒不是因为港大的演讲。港大这次演讲其实是挺重要的，因为它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有这么一次演讲，它把这个来龙去脉梳理一下子，从经济史的角度梳理一下子。因为我考虑真的是要跨入到第三季了，10月1号就是第三季了，所以讲这堂课插一堂课。插一堂课，一方面是其实港大的演讲，因为很多话是不能说的，我们这是小灶，所以有些话可以在这儿说；另外想对比一下子达利欧的报告。
[[[['港大的讲座《中国新经济的目标与路径》'], ['https://36kr.com/live/883993522898692', [['a', 'https://36kr.com/live/88399352289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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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边有几件事情先念叨一下子。我估摸着大家可能咬着牙把达利欧报告读下来的朋友不是很多，太长了，其实它还不是全部的报告，报告的后半部分我可能在下周给大家提供。只是上半部分，这里边有几个点请注意。第一个点，所有的从事金融的或者是投资的，特别是高端的、特别是从事对冲业务的金融家们都是哲学家、史学家。所以你看到达利欧的时候，达利欧是天使投资的这个老板，同时他也是索罗斯之后的对冲第一人。
达利欧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属于天王级人物，其实他震撼到我了。因为他对中国的经济史的研究虽然里边错漏太多，但能研究到这个程度真的是让我震撼。因为准确的讲，中国的金融家是不这样玩金融的，也不是这样做事的，就是如此深刻的研究他国的历史，特别是经济史，这个对于一个金融家来讲是非常难得的。你说一个北大的史学家研究历史，这个应该的，但能不能研究到达利欧的水平呢？我可以确定的讲是不能的，因为北大的教授不懂哲学，不懂经济。
这是第一个让我震撼，就是如此尖端的或者头部的、甚至天王级的人物，有如此之高的哲学素养和史学素养。哲学素养和史学素养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跨越，就是他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他才能赚钱，他才能做正确的事情，他对中国的评价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还是要劝大家耐心地把它读完，几万字，将来把它打印出来读完。两种读法，一种读法是挑挑它的毛病，这个很容易，它确实是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存在着一些重大的问题；第二个是看看他的方法。
达利欧的分析方法对我有重大启发，对我很有启发。其实我们两个谈的问题是一个问题，使用的哲学方法比较接近，但还不完全相同。但对史学研究，他有一些比我更深的方法、更独到的方法。我以前跟大家聊过我研究历史的方法，当然我是财政的底子，这一点在跟达利欧的比较上面，达利欧看的是资本流动，有某种相似性，但是工具和方法还是有差异的，但还是让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一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让我震惊的是，达利欧是一个朴素的社会主义者，这个让我感到很惊讶。他在某种意义上，他更认同的是马克思，而不是自由派的经济学家或者新自由主义。一个金融家，还尤其像桥水公司这样的对冲基金的这样的一个老板，他的哲学的底子或者他用的方法，他看世界的方法，竟然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让我感到震撼。同时我也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最先进的和最有实用价值的分析方法，也希望大家多注意这一方面。
第三个达利欧做的很绝，就是他带自己的孩子在北京生活，生活过一段时间，并且让自己的孩子在北京的史家胡同小学读书。其实做调查研究就得要这样的，虽然我也是很小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英国去读书，但我个人认为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对西方的研究没有达到达利欧的程度，毕竟没有静下心来在境外生活一段时间，这一点得向达利欧学习。当然了，我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所有的负累也不太一样，但第一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方面呢，是我觉得是我感到震撼的，也是希望大家多关注的，就是达利欧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对通货膨胀的理解，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他无论谈到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历史，国民政府的历史和我们建国之后，包括八九年这段历史，他都用图表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通货膨胀，剧烈的通货膨胀的产生以及对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一种冲击。这一条对今天我们认识美国至关重要。因为当你注意到，地方财政失去预算，中央财政被迫以印钞的方式来填补亏空。
当中央政府被迫用货币增发的方式来填补地方政府的预算的时候，结论是清晰的，那就意味着税政失败。历朝历代税政失败几乎是国家消亡的不二原因。现在美国已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死亡螺旋了，他们能不能改出，走出这个死亡螺旋呢？这还是一个目前是无解的这么一个状况。在今天课程的最后部分我们会谈一下子美元和黄金的这个分析。
美国这个国家还是很令人震惊的，就是在斯蒂芬尼·凯尔顿之后，我一直在观察美国的思想界的动向。我们注意到桑德斯和沃伦，这回在选举中，在民主党内部选举中，他们已经落败，就是美国的这股改革的力量实际上被压抑、压制住了。而他们这股改革的力量是美国走出现在这个死亡螺旋的，目前我看到的是唯一的希望。但这件事情我看至少在四年之内是没有机会了。如果是民主党当选，可能会采取部分的向这端靠拢的政策。
如果是特朗普当选，几乎就没有悬念了，就是美国在本届政府是无法走出死亡螺旋的，那么美国的财政的恶化将会加剧，因为越是依赖印钞，税政的这个能力将越来会越弱化，并且美国经济的底层的部分、中低端的部分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它出现的可能跟我们宋朝、清朝的改革失败之后的景况是一样的。其实在中国表达为外敌入侵，其实在当代实际上是经济上的一种博弈。
达利欧震动到我了，恰好因为我们都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就是在通过对经济史的判断上面来研究一个未来世界的走向，他不但看到了这个世界未来的走向，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在世界未来走向中所处的这样的地位。而且他不是今天看到的，这个人太厉害了，他是十多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且看到，并且为这个，为之做准备了，也就是说美国的头部的投资者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的研究请注意，他的研究报告不是给他一个人的，不是自己的，它代表了美国的头部投资者整体的看法，甚至这意味着一个整体的方向。
有的时候细节非常重要，但是大家往往不一定会注意那些非常重要的细节。所以我看完这个报告以后，更坚定了我对中国新经济的理解和看法。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把那个港大的那个视频转进这个微博，因为我每次转都失败，有能转的朋友帮我把这个视频转到微博上来，让微博上的朋友也都能看，我把文字版（感谢朋友们的整理），我把文字版放上来，放上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子，但是视频版可能看的更酣畅一些，因为那里边有气韵，这个文字版是比较死板的。
达利欧的分析，对历史的分析，在哲学的部分它对中国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理解很有趣。你说他完全不对，他也不是，比如说，他说法家就是专制，就是法西斯；儒家他认为是一种这个封建治理的一种范式，而是对儒家还是比较赞同的；道家就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理解也不能说不对，他还是有他的逻辑在。那么事实上在中国历史治理之中确实也是如此，但达利欧可能不了解中国思想家对中国哲学的思考。
中国人讲究内方外圆，内方还是用的法家，外圆用的就是儒家。因为在中国治理上面，大部分是不直接使用法理的，大部分是使用伦理的，伦理教化为主，法律约束为辅，这是中国人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一个基本逻辑。所谓内方外圆，至于中国对道家的运用和理解，其实在内方外圆之外，经常会有一句话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的意思就是我不管，皇帝不去占用民间资本、不去占用社会资本，皇帝甚至坐牛车上班。
当政府以最小的制度成本不去占用社会资本的时候，国家就会实现迅速的休养生息，经济就会得到大发展。汉初、唐初，几乎每一个盛世的初期都会是这样做的。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开始大兴土木，开始这个进行内部的战争、外部的战争，这个时候税收就会出现问题，然后金融就会出现问题。大家都读过我的一篇文章，我这篇文章其实在我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就是‣ ，基本上概述了一个基本的原理。
《伤于财政毁于金融》算是对中国经济史的内在逻辑的一个解说。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哲学框架的时候，或是在中国的整个治理方法底层的哲学框架的时候，肯定是离不开儒家、法家和道家的，离不开的，而且很辩证。谁能把这三种思想在一个特定的制度中达到最高度的统合、整合，谁就是最伟大的治理者，而且确实是成绩会非常的好，那个时候就是盛世了。达利欧能思考到这个点上，了不起。
对哲学的这种理解，我想作为一个外国人，来不及读四书五经，读那么多东西，可能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说明此人已经是绝顶聪明了。对于中国经济史的分段和理解，达利欧使用的是哈佛和麦迪逊的数据，这个数据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尤其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初，以至于建国后的一些数据，它的运用上面可能存在着一点主观性。这事不怪达利欧，这事怪我们自己，我们中国到今天不能对自己的历史数据进行还原。
甚至中国人对中国当代史的数据没有办法进行还原。写中国当代经济史的，我的印象里只有胡鞍钢，而且胡鞍钢使用的是应该是麦迪逊的研究成果，是麦迪逊的数据，那个数据错得离谱。所以胡鞍钢才会得出这个非常糟糕的结论，就是否定中国的前三十年。就是中国建设的前三十年，在他们这些学者里边，或者在外国人眼里边，那简直就是一种失败。好在，好在，达利欧是个智者，他看到了前三十年，虽然数据上不对，比如说6%这个数字肯定不对，但是他仍然知道这前三十年意味着什么，而且他注意到前三十年的窘迫的内外环境。
至于对制度变迁的影响呢，达利欧的看法跟我是吻合的、一致的。只不过是我们用的分析方法和用的词语并不相同。我在港大的演讲上面，我对中国当代经济史的分段——一百年。从1949年到1979年，我把它定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高度集权的体制。资本由国家这个收取、控制，并且统一使用。由于资本高度集中，并且这个效率极高，所以中国迅速完成了工业化。这一点达利欧是看到的。
第二个部分是1979年到2019年——四十年。我在演讲的时候说过，就是毛泽东发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六十年代他就带着一大批人在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已经发现了问题。这里边说一句，大家有空可以买一套《毛泽东年谱》，理解毛泽东有的时候要看他干什么、说什么，看那个年谱，不必看外界的研究。就是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面。他之所以仔细研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是认——因为其实中国已经抄完了，到六十年代，他是认为这里边可能有问题。我想毛泽东是发现了一些问题的。
后来文革发动的点在资产阶级法权，这也算是一种哲学的思考。什么叫法权呢？就是这个权，它是一种法定权利，而不是一种，不是一种现实存在。因为你不能说国家公务员就是资产阶级，你不能说共产党员——控制国家资本的共产党员就是资产阶级。当然走资派还在走，就在党内，资产阶级是化生，不是胎生，不是卵生，是化生。这是毛泽东对国家资本主义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产生的一种严重焦虑。这个焦虑和当年马克思不愿意写“《资本论》第三卷”的疑虑，吻合了——就是真正的智者，哲学思考者，最后一定会想到这一层。
马克思不愿意写第三卷，第三卷最后是恩格斯将马克思的手稿攒出来的，谈的还是资本流转，其实是第二卷的延续，而不是第三卷。第三卷马克思想写的是国家与资本的关系，那就意味着建立新国家，如何处置资本？显然马克思是不同意搞国家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的本意是社会资本主义的，但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找不着合适的（目标是明确的），合适的路径。怎样走？这事困惑了。因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对马克思是个重击，他看到各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状态，他内心是充满忧虑的。这个跟毛泽东六十年代的忧虑是吻合的、一致的。哲学家的思考，老百姓是无法理解的。
马克思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毛泽东在思考这个问题上面，其实他更加地重视形而上，而没有花大的时间和力气考虑形而下。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认为这是个灵魂深处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你就不会变成资产阶级的，所以灵魂深处闹革命。这件事情呢，勉为其难，因为中国人是人，中国共产党人是人。做脱离了低级趣味、做这个高尚的人，近乎“神圣”，这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所以毛主席对老百姓的要求太高了。
但你不能不说毛泽东有先见之明，就这场灵魂深处的革命，他塑造了两代人，这两代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发生了作用。所以我在讲课的时候说，就是当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之后，引入社会资本和国际资本之后，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迅速发生变化。中国经济腾飞了，它不可避免地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结构。跟当年的苏联在破解国家资本主义难题的时候是一样的。不过苏联破解国家资本主义的难题是先打、砸烂国家资本主义，意图让社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但事实上国家资本主义被打碎砸烂之后，社会资本主义没有那么快，反而……
反而他成了国际金融资本的韭菜，国家最后陷入破产和失败。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我对邓小平的评价一直很高呢？我为什么对中国所谓的左派或者左翼对邓小平的评价，我一直在劝说他们，希望他们能够站在哲学的高度和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个问题？邓小平引入社会资本不是在改革开放，是在六十年代初呀。那个时候就跟毛泽东产生剧烈的冲突，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有问题的，所以他要“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呀。他就是想引入社会资本的，他认为国家资本高度统一之后逐渐地失去效率，而且在工业化的部分可能是成功的；但是这个社会的整体……
社会的整体并非简单的一个工业化问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嘛。比如轻工业、比如农业、比如食品、比如服装，这一大系列东西，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无法完全覆盖，需要社会资本主义做补充。这个想法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被彻底地批倒批臭了。但被批倒批臭的邓小平在邓小平小道（在这个江西南昌的这个小路上），他在反复地思考。他在形而下、在思考，毛泽东形而上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形而下思考。这个形而下的思考与形而上的思考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融合。这就是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初衷。
很多人其实一定能够理解，很多人可能不一定能够理解就是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资本主义进入、西方的国际资本进入会对中国政治形成某种毁灭性的这种冲击。我在八十年代我也理解不了，真的，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跟苏联人民是一样的——一根筋，就认为那个真好，为什么不让他？就是他们进来对国家资本进行一种替代。我们因为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太多，我们太多地关注它的问题，而不是关注它对我们的意义。
这个时候，其实像小平同志这样的伟人，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我们在讲阳明心学里面反复强调的主体性。国家资本主义不光是一种经济状态，经济形式，它意味着国家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意味着人民主权。它是个主体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需要补充的，但不能动摇。在这个问题上，他看得非常精准、老道、厉害。而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们就表达了他们的幼稚。在中国不理解小平同志，当然不止我了，八十年代还有一大堆的，而且包括我们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几乎社会上所有的专家学者。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边，这是一种常态。就是在历史转折关头，真正参透历史，看清楚历史的人是少的，而且在这样的转折关头，能看清楚的人，站在权力的中心的机会也是少的。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宋朝会失败？明朝会失败？清朝失败，民国失败，因为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看清楚的人少，而且看清楚的人没有站在权力的核心位置。站在权力核心位置的是崇祯，他做了什么呢？所以历史有的时候让人感到非常的无奈。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站在权力中心位置的是谁？他们看到历史转折了吗？像达利欧一样的看到了吗？他们看不到，但是达利欧、斯蒂芬妮·凯尔顿那是不可能成为总统的，他就站不到那个位子上。像达利欧这样的智者，他也只能谋求自全，照顾一下自己，照顾一下身边的人。来改造一个国家，来逆转一个国家的命运，达利欧是做不到的，他只是一个投资家、金融家，半个哲学家、半个史学家，他真的不是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小平同志坚持国有资本为主导，一直被中国社会直到今天广为诟病。而且今天诟病这件事情的依旧是几乎全部的专家学者，甚至包括高层（党内的高层），他们反对国进民退，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大家要求增加社会资本，要求让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其实你读了达利欧的著作有什么感受呢？其实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一定对，对的东西而不一定好。
正心以中真的难，是中，不是对，也不是好，正心以中非常难。其实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这个国际金融资本，它形成某种均衡是最好的。就是你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肯定有问题。纯粹的社会资本主义，当然啦将来可能会没有问题，当人民的主体性起来以后，社会资本主义是没有问题的；但在人民的主体性完全没法建立的时候，没有了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无法对抗西方金融资本的，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别人说它好，可能是一种祸害。
所以我们注意到这改革开放这40年的不平静。89年这一次风波算是一次剧烈的碰撞。我至今对当时的一些人和事还是耿耿于怀的。这里边我要说一下张五常。张五常带着他的老师——就是把苏联给这个、用这个休克疗法搞死的老师，他们那时候出入北京，出入中南海，把这个一剂药方送了过来。其实他们是想瓦解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但这件事情真的是得亏有邓小平在，一般人是没有办法阻挡的。
小平同志是经历过残酷的红军时期的斗争，残酷的抗日时期的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小平同志以一个人已经独自支撑晋察冀那么大的一个边区的、远远大过延安那么大的一个区域的最高的政治主官或者是政治领导、政治领袖。他有治理的经验，他有治理的经验，他知道左过头或右过头都有问题。所以在抗日战争的治理过程中，其实已经形成了小平同志的全局观。他懂得平衡，懂得正心以中的道理。虽然他未必学过阳明心学，他也未必进行过哲学训练，但是残酷的……
在红军时期和八路军时期残酷的斗争，使他形成了他自己的大局观，他逐渐形成自己的哲学高度和对事物看法的历史纵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小平同志是年龄在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就进入到这个领域，最为珍贵的是建国之后他位处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他有建国之后建国的时期，他仍然有机会纵览全局，因为他是总书记嘛，他一直可以纵览全局。这样的话他对重大问题一直进行了不懈的思考，不是一年两年，是数十年的思考。
虽然小平同志有境外的经历，他见过洋人，大体上洋人的状况，洋人的思维逻辑他至少见过，虽然不一定深刻地理解和了解，他见过。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它才能形成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以社会资本主义为补充的这样的一个思维逻辑。很多人不能理解八九年，更不理解九二年南巡。就是当八九年之后重返了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出现严峻问题的时候，小平同志毅然南巡，再次启动社会资本主义和西方金融资本进入，再次启动，是两次启动。
伟大的政治家和平庸的政客区别在这个地方，因为他看得很透，他很清楚，就是当你向右走的时候，走到边际，八九年，我以强力阻截你，就不允许越界了。当你走到另外一个边际，九二年又一次强力拦住你，不许越界，左和右边都卡死，要求你在中间走。这就形成了整个四十年，这四十年以国有资本，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社会资本主义为补充，海外金融资本为补充的这样一个格局。其实我们这七十年不容易，这两步都非常重要，而且它的衔接大体上没有缝隙，因为……
因为中国人真的是幸运，在短短的一百年之内，中国有两位世界顶级的、百年不遇的伟大政治家，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他把两部曲，中国经济的两部曲完美的走完了，就是第一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工业化，第二步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混合。这两步走的非常重要。现在2019年到2049年需要走第三步，就是要向社会资本主义进发。这第三步走，其实已经开始了。非常重要的第三步开始了。
我对现在现任这一代，就是习主席他们是给予高度评价的。对，我那天用了伟大的红卫兵一代这样的一个词汇，我给予高度的评价。道理也简单，是因为他们懂得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含义，就是国家的主体性一刻都不能放松。国家资本主义主导一刻都不能放松，但是他们懂得了主导和主体是两回事，就是这个是主导，但不能变成主体。一变成主体又回归国家资本主义了，是以社会资本主义为主体，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主导，而绝不能成为主体。社会资本主义是主体，主体的意思就是社会资本要占据社会五十……
社会资本要占据国家资本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甚至高达百分之八十，这都是对的。但它不能占据主导，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是主导，它是主体。因为在社会资本没有形成人民立法的主体性之前，社会资本，注意，是无法完成它特定历史使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正心以中，不能偏。另外就是对国际金融资本的理解，就是我们需要国际金融资本进行补充，但它的比重是多少，它的比例是多少？它需要它超过国家资本，或者是需要它超过社会资本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允许它进入吗？
为什么要看达利欧呢？其实达利欧在谈中美关系的时候是回答了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达利欧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如此的深刻，其实美国的头部资本早就进来了，而且一直在不断地进入，只不过大规模进入的时间可能就在2021年到2025年，大规模进入，因为他们是在无限度印钱的。也就是说对美国人来讲，美元资本近乎无限，它能买掉你的一切东西，因为它只要印就能买，只要你认为它有价值就可以了。而且他只要他肯大规模购买中国的资产，美元的价值就保证存在，如果它不能买，美元价值就没了。
你们可以理解我平时为什么对中国的金融、金融管理的这些人，总是存有深刻的意见，甚至会提出军管金融这样的很严厉的话，因为我们看到了第二次八九年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金融不设防，就是金融不设防，敞开大门，让已经严重背离价值的美元进入中国来保值。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引入国际金融资本，但我们对数量对质量是要有控制的。
在港大讲课的时候，因为港大方面压力很大，不希望我讲美国，不希望讲香港，因为讲美国讲香港都会触碰敏感的神经，就是我只能在今天这个，我们这小灶上加点佐料，因为中国在2019年上半年的金融开放上面走得是很远了，很快了很远了。而我们在数量控制和质量控制上，近乎没有任何要求。我们甚至都不安排对冲和防御的方法。只是我们遭遇到的是特朗普。
我真的不敢想象，如果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达利欧，会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人为什么要跟中国人搞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呢？其实美国人只需要借助中国的开放大举进入就行了，美元进行大举入侵，用一分钱价值的美元购买一块钱美元价值的商品，这个世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吗？但是由于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这一进程被阻止了。感谢川建国！感谢建国同志给了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以思考的时间，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完全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中国的高层其实处在一种首鼠两端的状态。
一个外国人，一个叫达利欧的外国人，可以深刻地认识中国。很遗憾，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认识自己，多数的中国人没有办法认清自己的历史，认清自己的现实，来展望自己的未来。他们会情绪化的被拨动。我在课上讲了台湾问题和印度问题，因为我认为电磁空间的争夺压倒一切。那个空间赢了，物理空间或者地面上的这些边界、主权是可以席卷的。也就是说占领战略制高点以后，其他的事情都是你的。如果占领战略制高点失守，你今天占领的东西，明天还得给人家还回去。
所以跟地缘政治专家就没法儿聊天儿，因为他们是蹭热点的，就是喊打之声一片。但没有人想五十年之后的事，五十年之后的事。台湾就是一个岛，不是一条船，就是他开不走，他就在你旁边，他开不走。他是你的或者不是你的，不是取决于你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你的能力。当你的能力足够的时候，没有人敢碰他，当你的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想不归顺都难。因为如果你将日本问题、韩国问题都解决了，东亚一体化都解决了，台湾问题已经在其中了。
至于印度问题更是如此，所以（我这回讲课讲了耗散结构）在一个耗散结构的模型里边，旧有的结构在迅速的瓦解、解体，新的结构的形成，新的结构形成是有新的中心的，这个新的中心当然是中国啦。这个新的中心要尽可能的避免能量损耗，将能量损耗值降到最低，能量损耗值越降低，向心力越高，新结构的形成的速度越快。新结构一旦形成，他会有虹吸现象，其他的结构耗散之后，所有的能量被你吸附，形成强大的新的中心。在耗散过程之中，最忌讳的就是能量损耗，内部的能量损耗，中国内部的情况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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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处理大炮，处理一些老师，我是非常乐见的。因为内部的损耗必须铁腕地清理。因为他们不一定是坏人。但是你知道这个愚蠢有的时候比坏还讨厌，因为他看不到国家的大的方向，他会在特定历史时期被利用，形成一种反作用力，形成耗散，这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要学小平同志。当然也可以学毛泽东，学习小平同志就就够用啊。不需要学毛泽东，学毛泽东那就更够用了。内部的耗散必须以雷霆手段终止，外部的耗散要用“忍”这个字来处理好，因为时间不到，不是最佳时机。
当然也不排除对一些特定的国家，类似于像印度这个国家，采取能量损耗最低，但是效果最好的方法。这就是毛泽东当年的六二年的方法，就是我不动用不耗费国力，我也不采取灭国的方法，或者大规模占领的方法，或者持久战的方法。我只用极为短暂的小型的外科手术解决问题。中国现在对印度是可以采用这样方法的。但他需要巨大的勇气，决心和勇气。就是有的时候事情搞得越大越简单，能量损耗越小，这是个辩证。
当然我们不是谈论这个问题，我们是谈论2019年到2049年这个转型，转型的关键时间就是2025年之前。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庚子年过了，明年是辛丑年，辛丑年是最难的一年，辛丑年过了，到了既济，大体上可以稳下来了。希望这两年这个国家能够顺利的完成这种历史性的过渡，而不至于出什么大的问题。我那个课到时候大家传一下，可能线上这五千多个同学，很多还没有看得到那个录像。
我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是存有很深的很深的这种疑虑的，就是他的确出现了严重问题。但你知道每一次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内省，内省就是自己内部的改革；有一种是这个向外，外泄、甩锅。甩锅呢，像特朗普这种甩锅属于非常文雅的甩锅，就是指责一下中国。严重的甩锅就是制造大规模战争。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子爆发的，其实我最忧心的就是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冷静。
十一期间，我会把威廉二世这件事情重新做个整理，写它一下子。因为看到中印边境，看到台海危机，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威廉二世。因为那个塞尔维亚的王子的事件是件小事，如果他保持冷静的话，这件事情是可以放下的。如果这件事情在1914年不爆发的话，如果威廉二世能听俾斯麦的意见，深刻地开启德国内部的改革，解决容克地主的话，再有十年时间，到了1924年，德国已经有能力横扫欧洲了。如果他能忍二十年，到了1944年，
德国将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因为德国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末，二十世纪的初叶，德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中心和科技中心。就是德国已经取代了英国成为思想中心、文化中心和科技中心。那时候美国在这些领域都非常弱，只不过美国的总量上来了，但是在思想、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与德国是有代际差异的。就是威廉二世摧毁了德国，使德国的崛起可能推迟了一百年，也可能推迟了永远，再也再也没机会了。威廉二世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所以在讲课的时候，我们在讲经济史的时候，重要的是讲中国不要犯历史性的错误。如果犯历史性的错误的话，想回头太难，已是百年身了。好吧，本来还有一些内容，演讲我准备的材料其实挺多的，因为时间太短，好多材料用不上。那么将来有时间我再把准备的一些内容给大家念叨念叨，说道说道。你们结合我对达利欧的点评，结合今天的聊天，今天的课，或者是再结合一下子港大那堂课，大概会有一个全貌。
时间过得真快，四点啦，我们简单说一下子恒大的事情。恒大的事情是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政策转型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算是直接税的前奏曲吧。因为遏止房地产暴利，管住房价，（遏制房地产暴利）是最终解决超级地租，解决中国去产业化的一个历史进程。也就是说从海南航空到万达，到恒大、碧桂园，它整个的路径和脉络是清晰的。这坚定了我对中国新经济的一种信心。
出清的方式有很多，剧烈的出清，当然就是破产了，不剧烈的方式就类似于像海南的、像万达这样的重组，比较稳妥的方式可能就是类似于可能恒大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并不一定非要看到剧烈的出清，但整个的方向对就行了。因为恒大的扩张它的前提条件是恶性通货膨胀，只不过这个恶性通货膨胀不表达为商品通胀，表达为资产通胀，表达为房地产的价格，每年复式超过10%的上涨。
如果这种事情，其实这个事情从2012年我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我写的那篇一万多字长文，就是‣ ，那篇长文已经说出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拖了八年，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有时候挺无奈的，这个一拖就是八年，总算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我看到恒大的消息，我觉得特别舒服，特别高兴，有一点儿像穷人的那种——啊！原来你也有今天呐！那种感觉。当然这不对的，这情绪的东西是不对的，但这个方向是对的，这个思路是对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不通过金融的方法，来出现这个问题，而是通过财政的方法。这才是我期待的。
其实我更乐见通过直接税来处理资产泡沫问题，而不是乐见他们的债务链条断裂来处理泡沫问题。当然了，恒大的债务链条的断裂与全球目前的金融状况和财政状况有关系。其实在平台上的朋友我都不用分析了，你们其实知道，这一天的到来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即便是不出直接税，这个时间点也到了。因为经济出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骤然，就是那个V，虽然我们印钞印得很多，那个V速度不断，M×V=PQ，那个V速度越来越慢，M的增速追不上V的降速。那么就是P要下来。P要下来的话房地产肯定要完。
其实讲到恒大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的两阀的问题，就是门阀和财阀。2012年到2017年这个剧烈的反腐败，遏制了门阀，打击了财阀，但这两阀都还在。其实很清晰，我们知道恒大就是属于财阀的范畴，因为没有门阀的支持，土地的获取以及暴利的获取，以及其对经济政策的熟悉，就他就到不了这个程度，他也做不到这么大。破解，虽然迟了，
破解虽然迟了，但终于还是到了。随着吴小辉呀，随着他们这一系列的倒下，到了恒大，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两件事情，请注意我下边说的这个事情。
[[[['吴小晖，浙江温州市平阳县人，原安邦保险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第一件事，是具有政治结构意义的，就是在政治上，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将财阀理解为社会资本或者是社会资本主义，我们不是这样。以前不是，我们以前扶持他们，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民间资本或者社会资本。注意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与门阀特别是与地方政府深度勾连媾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利益链，以至于国家负债、地方负债、企业负债、个人负债而形成的一小部分人的暴利，甚至是食利，在政治上，这个事情已经不再被认同了，不再被接纳，并且这种审丑已经形成共识。
第二个部分，请大家高度关注，就是真正的社会资本是进入到两化里去的，而不是通过某种垄断资源的方式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已经清晰地告诉了这个世界，告诉了我们中国，告诉了我们所有投资者： 恒大的奇迹，恒大的故事，类似于这样的社会资本的故事结束了；我们开始进入到新经济——数字经济；未来新的两化的那种独角兽，那种万亿级别的公司才是未来中国新经济的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方向；恒大的这种模式在政治上不成立，在经济上今后也不成立了。这是伟大的历史进步！
恒大的事情就说这么多，因为它是一个开始，将来会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是整个这个产业，甚至这个行业它出现了一次大的历史性转折。平台上的朋友早已经完成这个历史性转折了，因为我们反复的在讲砖头和Data的关系，讲清楚了，今天重复一遍，因为很多人在问恒大的事情，我们站在更高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恒大的问题。 另外很多朋友还是很纠结于砖头和Data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现在纠结的是三者关系——砖头、Data和黄金。我们在纠结这三种资产的关系。
好吧，我们用最后的一点时间再讲一下子黄金。黄金出现了剧烈调整，其实我不觉得它剧烈，因为200块钱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200美元是在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200美元对它来讲就是10%的调整，这不能算剧烈调整，这就是正常调整。我想平台上的朋友要形成正确的心境，这个心境来自于算法，就是你算算百分之几，难道不正常吗？如果是逆转方向的调整，应该是20%以上，是400美元。这个正常调整，好吧。而且这个调整调得非常好。
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你们再看达利欧的那里边——关于通胀时期的投资选择，我和他的看法是一致的。在治理失败的国家和地区，在治理失败的和国家和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一定会通过最卑劣的手段来解决经济眼前的困难。他的方法就是将赤字货币化。你们注意到美联储的逼宫了吗？注意到美联储对美国国会的逼宫了嘛？对美国财政部的逼宫了吗？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那么这两天结合读达利欧的研究报告和鲍威尔的连续三次的辩论。
你们大概能看到，其实不光是特朗普在向中国甩锅，美联储在向财政部甩锅。因为美联储的所有刺激方案都必须以信贷方式、借贷方式进行。目前这个借贷方式只局限于美国的房地产，所以美国的房地产涨疯了，就是涨疯了它也不能拉动美国经济呀，它也解决不了广大的美国的穷苦人民的生活问题，就业问题和生活问题。那么怎么办呢？就不能通过借贷方式，就只能通过财政的直接撒钱的方式。财政直接撒钱的方式是最危险的。
财政撒钱的方式在初期效果明确，非常舒服、好用，但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它是对经济最大的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说美国现在为什么参议院拒绝呢？就是他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而且他们会成为千古罪人。另外财政部如此撒钱，就得通过美联储不断的印钱，这个钱里边当然有一部分会被达利欧他们带往中国了。但大部分的钱会变成了消费，不是内生货币资本化，是内生货币消费化，变成了中国中小企业的订单。其实问题非常残酷。
我在这里可以做出结论，就是看了他们这个争论和美国未来可能的结果，我看这个参议院和财政部会投降的，如果投降了，因为不投降不行，地方政府活不下去了，如果投降了，我们今天做一个预期吧，可能2021年有机会见到3000美元一盎司。在复式通胀超过10%的时候，在复式通胀超过10%的时候，不建议大家去做其他投资，就是黄金、Data和砖头之间。砖头在可控通胀之中有保值的作用，在不可控通胀这个过程中是没有意义的。Data有没有意义？有，但我个人……
我个人认为Data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有特别好，特别清晰的想法，或者特别便宜的机会，也可以买啊，因为它也确实有对冲恶性通货膨胀的能力。但简单的方法或者是最稳妥的方法那就是金了。所以我们的既定方针不变，大家不必因为有些事情的发生而产生某种不必要的忧虑，或者是冲动，没有必要。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就好了。不必反反复复的问，也不必去做大量的阅读，不必，你们花点时间读读达利欧的报告倒是不错。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我想今天就讲这么多，今天其实，讲的事情其实挺重要的，就是大家在，最后我再说一遍，就是结合港大那堂课，结合达利欧报告，结合今天我这个把它穿起来的这样的一堂课，大家对宏观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判断，对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怎么做？对明年大概一个安排，有一个初步的想法就好了。我想今天就说这么多，预祝大家国庆快乐，中秋快乐，过一个好的中秋佳节，谢谢大家！明天下午三点钟我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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