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14
非常高兴来到全球大学跟大家进行一次交流。
我是卢麒元，我原来是从事财政工作，也从事一些教学工作，也从事一些专栏写作。
其实深房理事件表达了中国一个特定的阶层金融创新的能力和水平。他们有通过个人集资来购买，也有用炒作房地产的方式来谋取利益。这里边有三个方面的事情的跨越：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大家通过新闻都已经看得很明白了。我要说他的这个底层逻辑就是：老百姓真的认为通货膨胀没有结束，或者是说货币超发所导致的中国房价上涨的历史周期没有结束，或者是对我们的货币发行没有信心。
说到底房价是一个金融现象，是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个结果。如果认为用行政手段，用限购措施可以管理和控制市场上某一个商品的价格，在某一个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可能有意义，就长期而言一定会失败。所以老百姓认为目前的这种管控是没有办法阻挡一个历史趋势的，他们只是创造性地使用了金融创新、制度创新来获取当中的一部分利润。事实上好多体制内的人，甚至包括一些从事地产开发的人，早在去年就认为房住不炒是没有意义的。有些人可能还参与了政策制定，他们认为本质上现在存量的人民币M2（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是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他如果不表达为商品的恶性通货膨胀，就必然表达为房价的进一步上涨，这是一个目前尚且无解的矛盾。
所以深房理只是深刻地认识了底层逻辑，并且把它化为行为的其中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伙人。同时办这件事的人远不只深房理，这件事情本身给我们揭示出了好多事情，也提醒了中央，提醒了各级政府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当然处理底层逻辑就是处理货币发行的问题，或者是处理财政问题，比如说直接税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地方政府能够做到的。
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要解决货币存量，因为这个货币走到哪里，都必然带动资产价格或者商品价格的上涨，同时也要考虑必须使用财政手段就是通过税收来强制解决财产价格，或者是解决资产收益的转移支付。这两条腿如果都能走到，都能按时间节点，比如说在2022年二十大之前我们能够做到，那么房住不炒就能够做到，并且可能我们的经济能够稳固下来。
这里除了总量问题，还有一个结构性问题。
我们非常忧心地注意到，现在东北经济真的不行了：山东人才流失，90%的大学毕业生离开山东；资本在流失，就是香港的存款没了，原来存留于山东的产业资本迅速流失。他们加入到了南方，特别是深圳的炒楼行业。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率在全国范围内下降，而表达为一些核心城市的房价上涨，资本的流动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忧虑。东北病不仅传到了山东，甚至已经开始传到了华中地区。中央最近已经不是振兴东北和山东，而是要振兴华中经济了。这涉及到的长江中下游部分，他们的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衰退和萧条的迹象，也就是这个区域的产业资本也开始退出。
我们现在出现了三种资本流向是非常值得高度警觉的：
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三重特征，第一个它不仅仅是换汇的问题，它有洗黑的问题，黑灰洗白问题。以前管控松的时候，主要是通过香港的房地产，小资金是通过铜锣湾。为什么铜锣湾那么多电表行？有人买表吗？今天买完表明天退表，买表的时候用刷的国内的银行卡退款的时候，换成港币汇丰银行存款，中间大概有个手续费，买楼也是这样，十几套二十几套的买房子，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香港管控不严的时候是这样洗的，现在管控严了就是变成比特币。其实我们国家对比特币的纵容也表达了我们对金融管控方面的一种漏洞。之所以2012年到2018年能有3万亿美元离开中国。
很多人说中国经济再也不能维持高速增长了，因为体量太大了，这是什么逻辑？我们的经济增速下来是因为资本积累率下来了，我们的资本积累率从1949年一直到1978年都维持在10%以上，其中大跃进的时候我们的资本积累率是40%，我们基本上是不吃不喝搞建设，资本积累率高，必然是高增长。现在到了12年的时候，我们资本积累率狂降趋近于0，到了18年甚至资本积累率是负值了，他怎能不是保八保六。如果资本积累率继续狂降，我们还放任资本大规模外逃，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不是保八保六，或者保五保四，不是这个问题。没有资本投入，没有投资增长，经济增长动力何在？
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资本的三个流动，一个是资本在迅速的由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第二个是北方向南方流动，第三个是国内的高端人士和资本向国外逃离。
以前通过买足球队，通过买海外资产，通过香港这样的洗脚盆洗脚，后来主要是通过比特币，最近比较麻烦的是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不要认为一带一路这个计划里边每一笔钱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干净，其中有好多的资本是借这个东西出了海。我们当然要鼓励开放，要允许中国的国有企业或者私营机构到海外进行投资，我们要允许，但是我们应该在建立税政结构之后，才大开国门。
（提出解决办法）举例，直接税。直接税主要的遗产税，我们没有，我说过了，10个亿起征遗产税行不行？要有，但是没有，有些人非要把它变成人头税，就是有一块钱遗产要交税，疯了，所有针对资产的增税都是累进的，有起点的，那么遗产1个亿以上征遗产税好吗？或者是你觉得1个亿不行，我们太有钱，10个亿可以起征了，100个亿以上征一半行不？你不能没有，你可以高，你可以少征，单你不能没有。
赠与税，赖小明，那么女人（其实是别人的，赖代为管理），那么多女人的钱都是赠与的，赠与税里边有很大的问题的。遗产和赠与这2个税能不能划1个底线，比如说遗产税10个亿征，赠与税能不能1个亿征？现在不仅不让征，还不许讨论，这是不是确实有趣。
第二个是离境税，离境税是所有文明国家都有的，就是你资本如果要是出境，你要申明他是干什么的。旅游，读书还是投资，海外投资必须留下一部分钱，因为你这是在中国大陆赚的钱，我现在决定去巴西投一个工厂，或者是买一个住宅或者是，投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在离境之前你要把这个税补了，离境税对他个人是个保护，就是你在国内是合法收入，中国差不多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离境税的国家，我们离境不征税，我们外汇管制，但我们离境不收你的税。
所以前两天闹出笑话，某富豪（刘强东）在美国嫖娼被捉到，回来可能他漂亮的老婆跟他离婚，他账上只有6块钱，太牛了。因为全部做了离岸信托，就是中国的富豪早就料定早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全都做了离岸信托，也就意味着他的钱包括他的股权，全部是海外资产。黑的灰的你都拿不回来。我们国家没有离境税，对中国人民，对社会多么的不负责任。他们离岸信托的资产里边很多可能是他从银行借的钱，也有可能是别人的财产。
直接税的第三个部分是房产税，房产税我一直在说1000平米起征行不行？好不容易一辈子就一房子大一点，我说你不要理解它是人头税，所有的资产类税都有起点，就是免征额，70%以上的是免征的，即便是30%征税也是8级累进的。我们免征额房产可以放到1000平米以上征嘛。但你不能没有。他对住10平米的人和住1万平米，这两个人不公平，因为我们现在在征10平米的人的跟房产相关的税，而我们不征1万平米的，这是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干这件事儿，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都在做这件事。德国5年就收你一遍，当然德国的起征点高，德国人会买500平米的房子吗？不会。5年一次，5年房子就交给政府了，美国是12年时间长一点，但都得要征的。美国的税5种，英国是7种，中央也收，地方也收。
针对资产的课税，形成财富的不间断的水平转移，形成共享，恰恰是马克思准备写资本论第三卷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本意不同意共产，虽然他写的共产党宣言，读马克思晚年的书信，知道他有多痛苦，他认为在特定的时间是无法共产的，但是可以做到共享。社会主义不是共产，更不是形成官僚垄断，而是共享。其实在资本论的第3卷和第4卷的讨论上面，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我们今天发生的金融现象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制度、理论的理解和设计上出了问题。
直接税里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税，叫数据税，数据资产是谁的？如果是人民的，我的数据、你的数据，它的财产权是我们的，那就应该收数据税。这回针对蚂蚁金服的事情，它涉及到财产主权的问题。如果这个财产是国家的，那么国家应该如何来处理财产的收益？如果是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转移支付给我们？但这个财产无论如何不是那个机构的，如果你承认那个财产是机构的，那就没有数据税。
在西方在法国德国，这个问题基本上讨论清楚了，他们的经济学家、重要的思想家、宗教人士都已经把这个事情讨论完了。就是这个东西属于国民财产。我的数据当然是我的，他不是国家财产，但是他既然是社会财产或者是国民财产，那么国家有权利代表他们征收一个数据税，所以西方开始对苹果谷歌亚马逊开始征税，中国现在直接税的讨论在数据税这儿讨论不下去，但这个事情需要解决了。
蚂蚁的事情已经提醒我们，今后我们资产的主体将会变成数据，就是完成了的新工业革命。资本的载体再也不是砖头，而是数据。那么数据变成了载体的话，针对数据的税收是什么？怎样收？它应该占整个税负总体的结构和比例是什么？需要来思考的，当然这是后话。我是想说深房理的事情既表达了管理上的问题，也表达了深层逻辑上的问题。
谈全球经济，我们要谈一下疫情，到现在为止，印度的疫情在不断恶化，5月份可能会上50万人感染，而且死亡率可能会冲击1万人，日冲击1万人。印度的感染出现了新的状况，昨天朋友发给我一段他的印度朋友的写的东西，我看到非常震惊，就是这个病毒发生了三重突变：
所以病毒突变让我们想起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西班牙大流感分三波。第二波最具杀伤性，第一波虽然传染的很快，不具杀伤性，第二波导致全球经济出现几乎崩溃的局面。
我们担心印度的疫情带来全球疫情的高峰期，现在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印度疫情5月份到高峰期，然后会传染到整个南亚、东南亚。所以我们非常担心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如果仅仅是印度的沦陷，对经济的影响终究是有限。它第5大经济体确实在纺织、制药、粮食方面是有影响的，但不构成深刻的影响。但如果整个南亚和东南亚全部出问题，全球经济将可能因此而陷入到一次急剧的衰退。而不是年底的时候，全球经济学家认为的今年经济出现激烈反弹，印度的经济原来世行认为是12.5的增长，现在看来肯定达不到，会不会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不知道。
中国虽然做了非常严格的努力，但是我们毕竟抵抗的时间超过一年了，能否守住国门，在第二波疫情这儿没有破口，不形成大规模流行，今天谁也不敢说一定。所以对全球经济的估计，我们认为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偏于乐观了，极端的看，如果印度的疫情得不到管控，整个的东亚、东南亚、南亚出现严重问题，全球经济可能连他们预期的一半都达不到，但还不一定会是深刻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衰退。如果疫情重返欧洲和美洲，那么就将出现严重衰退，甚至出现深刻的经济危机。因为现在美国的救助以钞票以消费拉动的救助，如果不能在今年结束，还要持续到明年甚至后年的话，全球的资本过剩的危机将会以历史上最为猛烈的方式爆发。
中国比较谨慎，我们提出的经济增长6%，这里边有我们谨慎的原因，因为中国自己知道并不乐观，同时我们不想那么快的改革，我们想把这件事情放到2022年或者是以后，我们想给高端人士一个时间，当然这可能是某种妥协，所以可能在时间上面也有个时间差。所以我们说我们经济不着急增长，我们6就可以了，因为内循环就意味着资本不能再逃了，你要加强内循环，资本积累率不能再降，不管是谁都必须把钱留下。资本积累率再降，就循环不了了。
现在我们需要救助的是谁？是东北和山东。他们的资本大学毕业生90%走了，资本同款大概一多半跑了，资源像样的企业没了，我们需要救助的是他们，当然救助他们不是拿钱振兴东北，是用制度振兴东北。现在你用制度振兴东北前提条件还是要税改，税政改革是最难的事情，因为它相当于二次土改，它相当于再分配，特别是税改和美国现在拜登的税改一样，它是针对有钱人的，所以那种反抗之激烈，困难难度之大时，确实史无前例，这大家都理解，但不改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我个人对全球经济是非常悲观的原因：不可捉摸预测的疫情，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均衡。其中在整个经济的发展不均衡中，能够对世界经济起稳定作用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但他们正处在一个激烈对抗的过程中，既剧烈对抗，又完全互相依存。我认为如果拜登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1月20号当选第一件事情就是坐上专机来中国，因为无论是它的财政改革、金融改革和他的大基建，就我写文章说的耶伦的三支箭，都需要中国配合。只要中国配合，美国可以走出它这一段的困难和黑暗周期。
美国要做的事情是社会主义改造，他需要中国配合，但他不是尼克松，不是基辛格，他走了一条错误的路，错误的路是他身边的这些当代美国思想家和在美国的中国学者给他一个错误的信息，让他认为可以通过压迫来达致合作的效果。他想的问题就反了，因为现在美国唯一可以对中国施压的工具只有一个，就是美元。因为美军对中国是没有意义的，美军不但对中国没有意义，在有了北斗之后，美军对二流军队已经没有战而必胜的把握，没有北斗卫星，在他的那套体系之下，所有的导弹都可能设不准，导航都会出问题。在有了北斗之后，他的每一条军舰都有可能成为靶子，甚至它的本土都会成为攻击目标。二流军队它已经没有必胜把握了，在美军在跟人民解放军的对抗之中，不要说在中国家门口，在太平洋深处，它已经没有优势可言。
美国的高科技优势对中国来说只是时间问题，并没有用高科技战而必胜的那种可能性。因为高科技必须通过产品来表达它的价值，结果你的生产在中国，你的高科技不跟中国的生产相结合，它的价值就是0。所以高通也好，谷歌也好，所有的这些企业都面临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今唯一可以为美元背书的只有中国。因此中国的商品，中国的资产都是被严重低估的，是美元被严重高估。只有人民币可以作为美元外延，而实现美元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国忍了或者认了，再招亲纳贡5年来成就美国华丽转身。
但是我看走到今天，就算是中国部分人愿意接受招亲纳贡，帮助美国华丽转身，中国人民已经不同意了，可能至少是我不同意吧。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用以污染环境、人民血汗为代价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证明美国印刷出来那张纸的价值。我们更不愿意拿我们的金融机构银行，我们这么多优质的企业股权卖给你，来印证你的纸的价值，然后买完以后把它炒上去，你卖掉跑掉的时候我们全部再破产一次。
拜登你好好商量，我们可以在某个时间节点帮你一下，但你可以靠现在这个方式度过难关，所以我觉得杨主任和这个王国委在拉斯维加斯表达的是人民的意识，他们表达那个态我认同，如你不合作，那么我们就不提供合作。那么美国现在靠现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它的产业政策大基建是无法走出困局的。
美国在71年开始出问题，到现在刚好50年，70年代被谁锤了一锤呢？被法国总统戴高乐搞了一下子。本来美元的体系经历了60年代的战乱，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其实遇到了巨大的问题，它还可以再维持，但是60年代中后期戴高乐不要美元了，全换黄金，戴高乐换黄金，英国人偷偷的跟着换，虽然是盟国，德国人也开始换黄金，整个欧洲都不要美元换黄金。那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和黄金脱钩，脱钩之后跟中国现在状况一样，就是我们发行货币那个原则是什么？谁来定呢？以前知道是跟金挂钩的，那么美元的定价出了问题，所以从71年美元35美元到81年850美元换1盎司黄金，价值进行了猛烈的重置。这个时候美国经济出了结构性问题，但是美国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们发现美元的价值可以通过另外的方式表达，就有了1985年的广场协议，就是印出来的绿纸，让日本在用他们的商品和资产来给美元确认。
这件事情做到90年代全部做完了，多印出来的那部分美元已经通过商品和资产完全得到了确认，美元的价值得到确认。这个时候美元重新升回250美元一盎司黄金，克林顿竟然实现了财政平衡。克林顿大家认为他很聪明，但他仅仅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幸运者。到了2001年出来了一个拉登搞了911，然后美国再次陷入当年的越战的困境，又开始打打仗，而且不断的打仗，美国财政再次失衡。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美国出现了迅速的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演化的过程，就是它的产业资本在迅速地退出美国，转变成金融资本。美国的产业迅速地流失，流失的不仅是低端，更有高端的，台积电就是那时候流失的。它的高端开始流失，因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根本不在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感受，你的冷暖跟我没关系，他在乎赚取的速度，而本地的产业进化太慢，所以它会把整个的资本产业资本全部转走。
美国的金融资本在2001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里，它的集中度从30%增加了差不多10倍，就是30%的人持有的资产，现在只有3%的人持有了，它的集中速度之快，20年10倍这样的迅速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他的中产阶级在大部分的重新沦为无产阶级。就是美国这20年准备了干柴和烈火，他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占领华尔街是第一次提醒，桑德斯的竞选是第二次提醒。这两次事件警示了体制外和体制内的改革全部失败。现在共和党的造反派，民主的造反派，可能会在2024年合流。民主党的建制派就是拜登，共和党的建制派老布什家族，他们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合流了，共同选出一个拜登。而共和党造反派特朗普失败了，民主党造反派也失败了。
2024年可能是美国重要的历史机遇期，如果美国的造反派合流组成新的政党，能够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并且能重新获得执政的权利的话，美国还有一次机会。如果2024年没有机会到2028年，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翻过来了，因为随着矛盾越来越尖锐，美国的这种种族的撕裂，阶级的撕裂，地域的撕裂，将导致美国这个国家没有机会做老二，就是一旦做不成老大，他老二都没得做。
我今天我认为美元的真实价值是5000美元一盎司，虽然我们现在看到交易价格是1500美元一盎司。我甚至认为这个价格是拜登应该向中国人抱拳致谢的，因为香港4553亿外汇储备不买一克黄金，中国今年新增1000亿的外汇储备不买一克黄金。我建议中国增持2万吨黄金才5000亿美元，但黄金的价格很快就会回到5000美元一盎司，那么美元就是崩溃的局面，它没有购买力了。是我们在苦苦的支撑美元的价值，所以美国经济我个人认为就算印度的疫情得到了控制，美国的经济也没有机会。
今年虽然是1.9万亿的救济款出了，2.3万亿的大基建在陆续的推出，能否挽救美国经济？不行。08年的那场危机，根本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一直在靠输血刺激来维持一个表面的繁荣。这些粉饰太平里的很多资本已经进入到了资产价格里，股市和楼市都处在历史的高点，长期支撑，需要有人来帮忙，比如像日本1985年。现在美国的资产价格很大一部分是由我们跑出去的华人和我们留出这3万亿美元在帮他撑着。如果我们这部分钱回流，甚至我们的改革开始到位，那么它都会崩的，崩了以后不是一个总统的执政周期可以平复的。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今年下半年甚至到明年是美元的一个关键周期。
耶伦今年是74岁，她4次从象牙塔学校进入到公营机构又回去。我个人认为耶伦比她先生聪明，虽然她先生是诺贝尔获奖者，耶伦又属于咸水学派，她是比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虽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她也同时熟知马克思和凯恩斯。所以她发的这三支箭能否救美国的命？我个人认为只能续命。她这三支箭换了我，我不会这样做，因为它是属于安慰剂，能续命不能救命。其中像大基建、弱美元和和税改都不到位。
另外MMT（现代货币理论，即建议政府印钞来购买过剩的商品）这件事情，我觉得斯蒂芬尼凯尔顿说得非常透，即MMT的前提条件是：美元是唯一的国际货币，这是MMT成立的原因。如果MMT这个理论可以成立，那么土耳其为什么不可以印钱？俄罗斯为什么不可以印钱？因为他们的货币虽然是主权货币，但它没有国际性，所以它不能印钱，但是欧元和英镑日元甚至人民币都可以稍微多一点，因为我们是被很多国家认同和储备的货币，而且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法律和制度约束的货币。所以我个人认为对美国经济，对全球经济我不乐观，对美国经济比较悲观，甚至我建议身边的朋友逐步的清理美元以及美元相关的资产，特别是香港，因为港币是美元的兑换券，要考虑美元的重置过程中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要在财务上要做出处理。
对全球经济我个人认为也处在调整的周期的中段，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未完，整个的产业升级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都是在中断，并且是被按了暂停键的中断，所以对经济的整体的看法是偏于负面，对中国经济其实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今天我们在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用来应对灾难，对于应对疫情它有无与伦比的优势，
今天我们在讲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用来应对灾难，对于应对疫情它有无与伦比的优势，因为它可以调动全部的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配置，来针对某一个特定事件作出迅速的反应。社会资本主义没法反应这么好，虽然它也很有序，因为社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高度的地方自治，机构自治，甚至宗教各方面的一种协同，一种互相的平衡。国家资本主义一声令下就可以做到，在应对疫情的时候，这种优势独特的优势是表露无疑的。
同时我们应对经济还是相对比较冷静和清醒的，没有用08年的办法，我们没有跟随美国滥发货币，我们虽然改革的步子略慢，可能他们也觉得还要分开几步走，但是整体上我们处在一个尚有余力应对危机的状况。如果印度的灾难变成全球性灾难，甚至中国可能出现破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还有财政和金融的空间。
另外我们的生产体系目前是在支撑全球总供给。如果印度今年出了问题，纺织这个行业虽然打了我们新疆棉花，但是纺织这个行业现在目前正在迅速回流中国。粮食的部分我们自己大体上可以满足，因为印度占全球稻米供应的27%，但不排除如果印度和东南亚出问题，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就是粮食会出问题。因为现在印度在春耕的时候已经出问题了，它的棉花和粮食种植全都是严重的减产，如果再叠加气候灾难或者防灾出现问题，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陷入非常惨烈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控制住疫情，我们的经济将是高速发展，而不是平稳发展。因为整个的需求都在中国这儿。
中国要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在面对印钱形成的需求，对美元的需求，我们自己要懂得边际。就是我们到底出口给美国人多少东西，多少的价格，我们也要有边际。我们最近终于增加了中国钢铁出口的关税，我们靠污染环境，如此廉价地向全世界提供钢材，特别是向美国提供大基建的钢材，可能我们要考虑到底要不要那么多外汇，有没有必要收取那么多外汇。黄金现在黑市交易是：印度一国的黄金黑市交易就是1000吨，中国是提供给印度黄金交易，我们是黄金出口大国，中国现在稀土和黄金是向全世界提供，而非购买。我们的外汇，甚至某种形式是以贵重物品的方式在流往全世界。
如果我们的方式改变了，我们在向资本积累率在增加，财富往回流。这样的一个状况，再加上我们又是全球最大的生产体系和供应商，我们可能会在2021年和2022年做得很好，其实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如果疫情不进中国，我个人认为我们经济增长一定过10，今年6%严重低估，一定过10.如果我们受疫情影响，我们保留也没问题。但我真的特别的希望我们不要在深圳再出这样的状况，就是我们不可以在房地产在金融上面再出状况。
谈到中国经济，我最大的忧虑就是中国现在的次级贷款。次级贷款简单说就是由金融机构代为发行的那些产品，就是高于正常利息的那些产品，这里边的坏账的比例可能极高了。现在好多爆雷，包括现在的海航爆雷（海航不仅仅是次级贷的问题，更有倾吞国家资产的嫌疑），包括最近的华融爆雷，里边大量的都是这种次级贷款、次级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可能会导致整个全系统的出现问题。中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排雷，是让资本回来排雷，而不是大家想的厉害了或者是怎么样，现在根本不是那个问题。我们的债务危机已经在眼下了，因为我们的钱确实印太多发太多，已经形成严重的次级债，它也是我们今天讲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造成的必然结果，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制造泡沫。
我们在积累金融危机的这个层面上来看，从次级债的角度来看，我们远远严重过欧美、日本，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了，而且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合适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但是我对中国经济整体的看法是偏于乐观，如果你要是问我人民币和美元最终是个什么样子，我的初步判断是可能到了2024年，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关系会由现在的1.1:6.5，最好的时候会做到1:3，就是美元兑人民币会人民币会很猛烈的升值。2024年是美国的大学，2025年是中国一个重要节点，中国的计划都是5年计划，是围绕着2025年进行的，那么如果中国经济不出状况，并且走到这样一个位置，2025年中国的美元计价GDP将远超美国，因为美元的贬值速度会加速，弱美元也是目前耶伦采取的策略，通过弱美元是让美国的产业回归，增加制造业，它的所有的前提都是弱美元。
所以美元在耶伦治理的前半段就是2021-2022都会是弱的，但2023-2024它经济恢复了以后开始转强，但对人民币可能有一个持续的弱化过程，这中间会不会发生一个突变，类似于71年的突变，71年一宣布完，不跟黄金挂钩，美元第二天就跌了10倍。突变对中国也不好，因为我们毕竟保持货币的稳定，对出口还是有帮助的，毕竟我们还有30%是外部循环，这部分要安排妥当，整体的经济发展是可以预期的，另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将迎来一次历史性的变化，茅台排第一，五粮液排第十，中间加8个金融机构这个事情该变了。如果我们的直接税改革2022年开始推出的话，中国资本市场至少迎来10年的牛市，一个漫长的繁荣期。
主持人：
前面咱们谈到了金融问题，我们最近也在上线一门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课，上次咱们一起在欧盟开会的时候，你也和他讨论过，他对金融资本非常批判，比如说呃，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金融资本对劳工的剥削比产业资本更残酷，这就涉及到现在咱们比较关心的、也一直发生问题的领域，就是关于年轻人的负债的问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分析全球和国内的经济趋势，但是对实际的民生方面，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辛苦工作赚不到钱，还背了很多的债务，依托那些我们眼看着爆雷的这些金融平台来维持一种不得已的生存方式，您对这样的问题以及如何去应对有什么看法？
卢麒元：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这涉及到咱们学习资本论或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内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不主张个人奋斗的，而是主张社会奋斗，为什么要社会奋斗，而不是个人奋斗？个人是可以战胜实质负利率的，就是在资本主义里边个人奋斗，是可以通过聪明和劳动来战胜资本特征的。但是作为社会整体将是必然的失败者。
如果一个社会整体上，奋斗就可以改变制度，比如直接税，可以动到货币立法，比如说恶性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在制度的层面得到解决，每个人都会成为受益者，而不是吃猪肉的那个人。个人奋斗，极为聪明，甚至夹杂一些自私自利或者是邪恶进去，可以在这个社会上生活得很好，因为你只要看到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运行的规律，有可能可以成为在整个恶性竞争中的一个胜利者。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看到了所谓的财富的创造，实际上是一个实质负利率的泡沫膨胀过程。那么在中国实质负利率长达18年，接近两位数的历史周期，毫无疑问，你贷款买楼就是必然的胜利者。如果你看不到这一条，那么你还是诚实的劳动存款，那你将成为这个社会的失败者。因为实质负利率是金融资本榨取社会集中财富的唯一手段。你看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一定会做一件事，就是让实质利率转负并且争取两位数，它就会出现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金融投机。
好多人在这个过程中富裕。千万不要让老百姓认为搞资产泡沫中金融投机的人是股神，是超人，是英雄。不是，他们是这个社会里边的害虫，甚至他们都是小丑，是垃圾。如果我们的社会审美是这样的，我们鼓励诚实劳动，鼓励创造，那么劳动者就应该联合起来去影响制度的建设，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让实质负利率为正，当为正的时候，每一分的劳动自然就被积累下来，自然就有意义。
我说个数字，中国前28年的平均工资是35块钱，现在的平均工资是6000块钱，35块钱和6000块钱，谁更算有钱？如果拿它做购买力评价，35块钱，当年比现在6000块钱，购买力高出了20倍，所以35块钱可以养一家人，6000块钱租房子都不够。
在比较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差异？它的要点其实资本论早说清楚了，就在实质负利率，它是一种制度性设计，这种制度性设计在我们已经持续了快20年了，从2001年到现在到今天，我们两个问题还解决不了，一个资本积累率是负的，我们不资本积累了。第二件事情是实质负利率，两位数，深圳不炒楼，怎么能不炒，你都已经安排好了，继续炒。
所以聪明才智的人就开始金融创新了，搞出这种东西来，他就是创新去赚这个钱，因为他不赚，就是地方政府和你们的金融机构在赚，他也想赚，所以就会发明出这些东西来。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具有理论的自觉，同时具有行动的自觉，形成整个社会的集体的进步，这个才有意义。如果个人奋斗的话，那么多听听我们的课也是可以认识资本规律，可以战胜资本的，但我们还是要通过认识联合起来去改变整个的制度设计。
中国的金融资本发展到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是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债杠杆居高不下，而杠杆所形成的那部分资本利得被少数人占有，并且相当部分转往国外。美国人试图通过美元和美国在市场上的独特地位，重演1985年到1991年的旧故事。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跨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陷阱。
春节的时候跟老领导和一些好朋友聚会，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件事情，就是大家认为在2021年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状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都面临道路选择问题。其中西方的道路选择问题也走到了一个极端的状况。比如说美国，美国从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到特朗普现象的发生，并没有能够解决美国出现的问题，而特朗普采取了重切的手法，进行了种族、阶级等等一系列的重切，但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的问题和美国的问题不同，但又有同质性，我们将美国的问题概述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就是他在解决了日本和苏联问题之后，由于外部压力减少，内部的问题变得就非常的极端，它开始迅速累积，所以出现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持续的高度的甚至是高强度的金融垄断。我们对中国后改革开放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进入到新世纪的这段时间，比较快速发展的这个状况，我们管它叫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其实是原来毛泽东概述的三座大山里边的最后一座，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因为春节的时候，老领导提出一个想法，他说我们提出两个100年，那么这两个100年的第一个100年到1921年到2021年已经完成了，那么还有第二个100年到2049年，在这28年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思考的结果。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要处理的最大的问题，它本质上是道路问题。
当然美国最大的问题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它本质上也是一个道路问题。美国的就是08年的危机之后占领华尔街运动，一直到桑德斯一系列的努力失败了。美国在解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道路上的一系列的尝试，体制内的尝试和体制外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所以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还会导致更深层次的危机，是否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确实看不到希望。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没有能够构成体制内的自觉。
中国在新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了官僚主义，我们管它叫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件事情，它产生的背景实际上也很有趣。因为我最近在准备新一轮的线上的资本论的课程，我这是第5读第5次读资本论，为什么会谈到资本论？马克思写资本论只写了两卷，第一卷是价值论的部分，就是说明了剩余价值，所有的经济学都得从价值论开始。第二卷写的是资本流转，马克思写第三卷的时候遇到障碍写不下去，到死也没完成，后来恩格斯他们整理的第三卷，根本不是我认为的马克思本意的第三卷，因为第三卷马克思要写国家与资本的关系，第三卷没有能够完成，有没有人办这件事？我认为列宁办了一半，列宁写了部书叫国家与革命，这部书我把它当成资本论第三卷，国家以革命谈的是什么？国家以革命谈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列宁并没有遵从马克思的本意，但是残酷的斗争现实要求立刻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个时候列宁的总结是到位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来掌控一切资本或者是一切必要的资源，形成完整的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整体配置，迅速完成工业化。
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这一套理论，有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的部分，就是它很好用。无论是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这个政治经济体系，还是后来在德国试验的那套国家资本主义，还有后来中国搞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有新加坡式的国家资本主义，都非常成功地解决了工业化问题。但它的问题是显著的，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出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而官僚体系会不可避免地完成对主权的僭越（主权包括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形成了另外一种私有化。但我们有时候不好解释，中国在新世纪官僚体系迅速完成了对三重主权（政治主权、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某种程度的僭越。那中国有没有做反抗呢？
2012年开始到2018年的反腐败，实际上是我党体制内对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一次强力的反抗，它起到了一定的正面的作用。阶段的、部分的解决了问题，我个人认为可能在政治主权上，官僚僭越政治主权上起到了部分的阻挡作用。但在经济主权上，我把经济主权的结构分成三层：财政主权、金融主权和要素主权。要素主权就以土地为核心的。在第二个层面，其实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走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现在我们动不了。我们从财政的角度，从税收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税收几乎是全世界最扭曲的税收，90%以上的税收来自于劳动者劳动，而不是针对资产和资本利益的课税。
中国的金融资本发展到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就是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负债杠杆居高不下，而杠杆所形成的那部分的资本利得被少数人占有，并且相当部分转往国外。从2012年到2018年，3万亿美元外逃。其实中国也处在一个高速发展之后的非常危险的过程，其实这里边涉及到道路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在思想界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状况，就是我们处在一种麻痹的状态，我们有热点而无焦点，就是真正的问题不成为焦点，大家都在蹭热点，不抓焦点，我们有热度我们没有高度，我们很少有人从哲学、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系统的论述我们遇到的问题和我们的道路选择。
我想今天这算是个缘起，我们正式提出这个问题，尝试给予这个问题，一些我们的思考，国内也有人做了解读，但他们解读官僚主义是不对的，必须完整的说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与美国目前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正好形成东西方两个主要的问题，也是要解决的焦点。
美国的政治家已经开始着手思考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路是不对的。美国人显然在选择一条中央集权的道路。因为当美国的地方政府的财政陷入全面失败的时候，必须通过中央强化中央财政来解决美国问题，强化中央财政必然走向集权的这样的一条路。我总是在说美国人正在变成他最不想变成的样子。中国也很有趣，中国正在变成他理论论述上最不应该的样子。
这里边我要谈到华盛顿共识，华盛顿是围绕着新四化：私有化、市场化、资本化、国际化。现在美国人在反这四化，反私有化、反市场化、反资本化、反国际化，美国在四反，特朗普算代表性人物，中国在四化上面没有办法收手，我们出现了过度私有化，连教育、医疗、养老全部在搞私有化。过度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过度资本化，过度国际化，处在一种甚嚣尘上的过程中，并且形成一种扭曲的病态逻辑和审美。甚至我们的主流媒体并未意识到其中内部的严重的问题。另外就是我们在观察到一种问题，就是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跟美国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在高端上具有同质性，并且有关联性。
从12年到18年，中国的大量资本外逃，实际上与美国的政策有对接的成分，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对自己的道路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对美国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也要有一次相互之间关系清楚的论述和准备。
例如美国在特朗普的后期和拜登的前期，实际上是接受了新货币理论，就是MMT。他们是接受了斯蒂芬妮凯尔顿的想法，所以美国采取了如此夸张的激进的货币政策，就是大量的救助1.9万亿的救助加2.3万亿的大规模基建。我仔细阅读了凯尔顿的那部《赤字迷思》的书，其实凯尔顿的意思和美国政府现在的这种操作方法上是一致的，但其实他们的逻辑基础和目的是不一致的，这种做法的本质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人试图通过美元和美国在市场上的独特地位，重演1985年到1991年的旧故事。
1985年到1991年发生了一共是三件大事。大家注意到的是广场协议，我把这件事情盖出三个主题词，第一个叫资本过剩的危机，跟马克思生产过剩的危机是不一样的。第二句话，平成战败，平成是日本的皇帝的号，他1989年登基，2019年退位，是非常悲惨的一个天皇，因为昭和男儿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是他日本的精神和优势还在。到了平成，1985年到1991年，日本经济陷入全面衰退，到今天无法恢复。这次战败，它是从精神上垮掉的，所以日本平成废柴这个词并没有用错。
第三个重要的词汇是天降组，天降组国内的朋友确实不熟悉，因为日本在媒体基本上把天降组这个词删光了。天降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央行内部的一批少壮派的人，他们有一点模仿当年日本军部的少壮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日本的行政权力。天降组他们深受美国影响，其中很多人是留美回来的，他们向大藏省和通产省夺权，因为日本这个国家它的货币的发行权并不完全在央行，相当部分在大藏省，他们的夺权行动成功。因为平成天皇是没有行政能力的，他甚至不再像他以前的前任天皇，他也不像英女皇。日本的天皇以前是问政的，英女皇虽然不问政，但英女皇有全世界最牛的顾问班子，最重要的英国的思想家和美国的思想家都会成为英女皇的顾问，他没有过问，但是他在思考他的思考的结论，可能会对英国产生深刻的影响。但是平成天皇他的问题是他个人甚至整个的日本大和民族，认为他们的敌人是苏联和中国，是共产主义，他从意识的底子里边没有认为美国可能构成日本的问题，所以日本在50年内被两次干掉，一次是军事上，第二次是精神上彻底打垮。日本的平成战败导致美国资本严重过剩的危机得到了根本性解决。71年美国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印钞，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祸水东引。第一站是日本第二站是苏联。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美国通过完美的操作，将70年代就是越战留下的遗留问题一次性打扫干净，新世纪开始随着911的爆发，他又开始累积问题了，而这一次他的问题比上个世纪的问题严重得多。
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迅速得到了扩张，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很难想象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由美国人领导的一个民主政体。我把它定义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的根本性。包括凯尔顿他们也在思考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行，作为我来看是不行的，而且时间上出现了错位。美国如果在2030年前不能解决它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美国将不仅仅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面临深刻的政治危机，他的政治危机可能会导致这个国家解体。所以中国超越美国与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我们能否解决我们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另一个是美国能否解决它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问题？
我们前面这一个部分就讲这么多。
直接税立法是针对资产的财产，一旦公开实际上税务局就自动地反腐了，只不过以前是通过纪委反腐，以后税务局的功能就具备了反腐。针对资产和资本利得的课税一旦开始，中国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源起点是国家资本主义，我刚才讲了列宁写的《国家与革命》。概述了国家资本主义应该怎么做，苏联建立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选择，由执政党建立政府集中全部的社会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包括资本，以最佳配置的方式找到最高的效率，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工业化，这显然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理性的思考。理性主义在很多的时候是非常血腥的，理性的资产重组从来都是血腥的，如果要是人文的话就是印度的选择，但实际上印度的选择对人民的历史的看长远来看并不好，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理性主义选择，就是西方延伸出来的理性主义选择，它最后变成苏联。
在经历了土地革命和土改、工商业改造之后，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发挥了它强大的效能。我们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由一个农业国家迅速上升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我们的现代化的过程走的是非常快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处理好现代性。
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苏联让我感到失望。苏联的那么多学者专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止于托洛斯基布哈林这一代人的思考，再往后他们放弃了思考。但这个事情在中国从未停下脚步。在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带了一批人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杭州他们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思考的问题就是社会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思考的结论是社会资本主义必须让国家资本主义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因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产生是必然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说的就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是必然产生的，国家资本主义必须与社会资本主义相融合，中国是比较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资本主义的混合体，它兼具国家资本主义的效率，同时又很好地通过社会资本主义激发了社会资本和社会上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这种融合几乎可以说是一条完美的道路。但是每一件事情它有它历史的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当这个状态进入到新世纪第一个10年的时候，我们注意到随着中国财政主权的下放，我们实现了分税制，地方财政要以土地为依托，建土地财政，这个时候出现了没有料想到的官僚集团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主权的僭越，开始进行了部分的私有化。中国出现了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在全世界早有预演，但是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它还是发生了。我们现在可以给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的定义，实际上是体制内官僚阶层利用中国宪法赋予他的特殊的权利，它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完成了个人或者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集团，对执政党主权，执政党是待人民持有的主权的僭越和私有。
这个过程到2010年前后达到高潮，所以他才有了2012年的反腐败运动，叫反腐败运动，实际上是对这种越权的一种反击。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它最终会走向哪里呢？实际上是官僚阶级，对中国最核心的资产资本完成了集中，就是贫富分化，它跟金融的资本主义目的结果完全相同。实际上中国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我们看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中国领导干部的孩子都去做金融了，他们不愿意做老师，不愿意做解放军，不愿意做工人，也不愿意做高科技，全部进了金融机构，也不当官，就是全部进入金融。
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经济的构成主体。我们今天打开上市公司，中国上市企业第一名是茅台，第10名是五粮液，中间夹着8个金融机构，4大行，还有保险。看中国经济，像我这样的人会心如刀割。这样做过了，因为茅台也是金融现象，茅台本身是货币，茅台不是酒属性，它是金融属性，连带五粮液进入到金融这个板块里去，房地产也是金融现象，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垄断的核心的部分就是金融这件事情。我们的情况并不比美国更轻，只是由于我们处在高速发展中，我们的老百姓没觉得疼，没有美国人觉得那么疼，但问题的严重性具有同质性。在2010年之后一段时间里边，整个中国上市资产里边70%的利润构成是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现在它下降到60%，但它仍然让我们无法接受。我们认为金融这个行业给中国人的贡献不应超过20%，60%说明你完全越界了，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个现象也是非常残忍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讨论普惠金融的时候，出现了P2P，出现了大规模的非法集资和金融欺诈。什么意思？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金融无法照顾底层老百姓的金融需求，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们的财政收税是针对劳动和劳动者的90%以上，这在全世界是不可思议的。正常针对劳动者的收费应该4成是极限，9成我们出现了公平正义问题。金融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必须是公平正义的覆盖每一个人，怎么可以中小企业贷款难呢？
极度垄断下的情况导致一种结构性的严重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讲，它是一个焦点核心问题，但却没有引起中国广大的思想家学者的认识。
大体上我们给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一个基本的定义，我们也将它的特征做了一点描述。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之所以叫资本主义，它最清晰的表达在资本的控制权上面，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产主权上面，围绕着主权而展开的政治上的活动，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经济上的活动，包括财政上的税收金融管理和土地管理，包括围绕着资本运作的文化，包括教育、学术传媒，在立法权方面。其实我们表达的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在立法权上面基本无法表达社会属性，就是没有社会主义，主体性不明确，才会出现了那么多的体育明星演员的人大代表。他既不具备人民主体性，也不具备社会属性，所以直接税立法没有办法讨论，当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一嘴猪油的时候，怎么可以讨论直接税问题？
司法权我从来要求党的领导，但是要求直辖，公检法都必须直辖中央，一定要党的领导。因为司法体系一旦不能垂直，被地方权力切割，它就变成地方权力服务的一个工具了，非常惨烈。它跟老百姓成为了对立面，行政权导致一个财务现象，就是我们的制度成本急剧上升，制度成本这又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一个国家所有的行政管理所构成的那部分成本，其实中国的制度成本已经高到一个不能容忍的程度。
它当然包括了三层：白色财政，就是正儿八经通过国家财政支出供养的那部分的财务支出；灰色财政，合法但不合理，比如说围绕着土地财政而展开的那部分收入收支，甚至包括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所展开的，它构成了严重的成本，社会运行成本，但它又不见得全部违法，它又不纳入财政预算；黑色财政，就是腐败。当灰色超过白色的时候，这个社会扭曲；当黑色超过白色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不能再存活了，就要造反了。经过反腐败，黑色被压缩了，但灰色没有办法处理它，表达为地方债，表达为机构的杠杆。现在目前没有好的解决方法，。整个制度成本不断的攀升，攀升到一定程度，国家资本主义的好处红利被吃光。
当然土地问题最近也开始变得非常严峻，为什么中国的房价居高不下，中国的房价和收入比变成了一种非常残酷的状况，为什么会出现所有的要素价格出现严重的问题。整个经济主权这一块，如何让它社会化，其实非常严峻，更为可怕的就是文化主权，教育文化传媒整体的胡闹。如果不拦着，你知道我们看到日本1985年的现象必然重演，至少当时的日本的政府，那种亲美的情绪，到了一个我们今天看来可思议的程度，我要杀了你，但你是我的恩人，就杀我的人，我愿意让你杀我。我却认为旁边提醒我那个人是我的敌人，指的中国。所以我回过头还是要捅他去的，他是一种奇怪的审美逻辑。
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中国谁是英雄，我们是怎样审美的？我们的传媒在看谁，我们的学校宣扬什么样的理论，我们的整个的文化气象扭曲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今天在出出租车上面，我问他，我说我再做一次社会调查，你心里边香港的英雄是谁？果然为出我所料还是老套路，应该算李嘉诚？要不李小龙？我说第一个你不能说他是十恶不赦，在我心中只是个小丑，因为就是一个白手套。第二个算半个英雄，至少还能打架对吧？对香港电影有贡献。
关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思考，我们今天只能是开篇，这个思考过程会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看到的可以上台面的都是满嘴猪油，所以不太好聊天，现在一旦聊起来，大家就不想跟你说下去了。因为再说下去，你就像深圳房地产，虽然换了几个领导，吃的正香停不下来，社会主义示范区，示范房地产？示范吃肥猪肉吗？关于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部分，我必须做一个折中，就是任何一个现象的产生，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它是有它的合理性存在的，就是当国家资本主义走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过程中，为什么在社会资本主义的部分，我们没有走好出了问题。它里边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而我们的学者在处理重大问题的时候，思考是不够深刻的。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官僚僭越了国家权利，然后以社会资本的方式进入到中国的经济体系里边来。他们貌似社会资本，但不是。这个过程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就是我们进入到90年代的中叶，中央财政不足，金融又出现了严重的杠杆泡沫，这个时候解决的思路就是给地方政府下放土地要素的权利，之后必然产生我们所说的情况，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环节，就是我们该如何面对和解决中国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问题？
我提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针对中国的政治主权的，中国政治主权相当一部分被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或者资本主义僭越和控制的、掌控的，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总结一下的解决思路，我们提出了解决官僚主义的三个主权的办法。第一是关于政治主权的集约化和数字化，第二个是关于经济主权的社会化，第三个是关于文化主权的国际化。我抛砖引玉，先提一个框架。
最近有一个好朋友做传媒的多年的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就表达了对我的关心。他说你确实能抓得住那个焦点，也能爬到某一个高度，但你知道吗？所有人都讨厌你，国内的左的恨你，因为左的在跟芳芳打架，你从来不提芳芳，你上来提天降组，真正的天降组更恨你啊。所有那些从事金融的目前的金融的负责的人都是留学美国回来的，你叫他们怎么办？大家彼此都非常难以相处，原因是社会属性或者人民属性，会得罪所有正在吃肥猪肉的人。所以在讨论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障碍。2021年我给我自己的要求是自囚，自己囚禁自己，尽量不去做事。但我借今天说两句，我觉得还是要。关心重大问题，关心道路问题。不能模糊焦点，不能丧失高度，我希望我们一同来努力，一同完成这个新社会主义论，因为我我认为新社会主义论才是资本论的第4卷，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一个责任和使命。
今天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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